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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说张学良的所有错误都源自于东北易帜
1949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着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党政府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 或谓：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高租野人”。3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型宴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 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一个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东北易帜后暂时缓行。至1931年2月26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月22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 1930年11月12日－12月戚喊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加入自己一方。张学良更藉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月18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 1931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1931年5月1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 p554-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东北当局自行规划，采行举措。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 12自1922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 p60-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 p60-61 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年12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 p91,92
至1930年11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月6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在回答说：“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 p389-398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中央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 p524-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自1928年12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着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 p309 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能够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成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月16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1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 p537-5414月19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 p460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联署宣布。”6 p462
有的着述评论说：“1931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 p670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4 p60-61
二 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有些论着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数据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
有的论着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3 p173 * 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月18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数据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段回忆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且不论“九一八”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 p126 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13 p275
＊郭维城回忆原载《东北日报》。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写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这些电文（报），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18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 p173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数据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 p476 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过：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 20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数据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 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9月18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9月18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19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 p126蒋氏18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19日才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18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述，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不得而知。其可靠性也很难证实。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源起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远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平沈（阳）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23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它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编得都有点荒唐。
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指示，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藉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着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24 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月19日或20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未回到南京。蒋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的），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性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26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27 23p264如果这两则回忆属实，也是在事变前命令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免予日方借口，遂其扩大事态，发动武装进攻和占领的狡计。此与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之事变发生后，仍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凭日军宰割，尚不相同。
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谁发明的，中国第一辆汽车何时诞生
; 普遍认可的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发明者卡尔本茨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欧洲科技技术在蒸汽动力的推动下发展迅速，随着发电机的发明问世，当时的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到电气化时代，继而引发的便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有许多影响甚远的技术被发明，譬如说电灯、电话、电影放映机等等，与汽车相关的便是电车以及内燃机。
内燃机的发明使得石油的开采与提炼技术有了飞跃般的提升，随着更多的石油被开采出来，内燃机也取代了蒸汽机成为汽车的动力源。
接下来发生的事便是大家熟知的在1886年，卡尔本茨以内燃机为动力发明内燃机汽车，这辆内燃机汽车虽然是三轮车，但人们汪稿普遍认为这辆内燃机三轮车就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而卡尔本茨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发明者。
真正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谁发明的？
汽车的诞生与欧洲工业革命可谓是密不可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器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制造，而蒸汽代替了风与水作为机器的动力源。在此期间，一位名为南怀仁的比利时传教士利用蒸汽为动力发明了一辆蒸汽汽车，并且南怀仁来到了中国传教时还将这辆蒸汽汽车送给了康熙。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世界上第一辆汽车是南怀仁发明的，而我们的康熙皇帝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拥有者。
与世界第一辆汽车发明者称号檫肩而过的戴姆勒
看到了卡尔本茨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卡尔本茨的英文名称是Karl Friedrich Benz，也就是德国汽车品牌奔驰的创始人，与卡尔本茨同时期的还有戴姆勒汽车的创始人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
其实戴姆勒在不知道卡尔本茨的前提下也于1886年发明了内燃机汽车，只是时间上比卡尔本茨晚了一点所以就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发明者的称号擦肩而过。不过戴姆勒发明的汽车以今天的标准来说更加符合，因为戴姆勒发明的汽车是四个轮的，并且还是以四冲程内燃机为动力，而卡尔本茨的三轮车则是一台二冲程发动机。
中国出现的第一辆汽车以及第一个拥有汽车的中国人
前面也说到，早在康熙时期传教士南怀仁就已经将蒸汽汽车带到了中国，只是按照世界第一辆汽车是卡尔本茨的三轮车的说法，那么蒸汽汽车就不能算是汽车了。
而中国出现的第一辆内燃机汽车是1900年时匈牙利商人带到中国的两辆奥兹莫比尔，1901年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时袁世凯送了一辆奔驰汽车给她作为生日礼物，而这派带辆奔驰也是第一辆中国人拥有的汽车，这辆奔驰目前依然保存完好，而甚至奔驰公司也没有保存完好的同一车型，所以奔驰曾经想将这辆慈禧的奔驰买回去，但是失败了。
中国第一辆汽车何时诞生
关于中国第一辆汽车也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人们普遍认可的1956年生产的解放CA10汽车，另一种说法是1931年生产的民生牌75型汽车。
普遍认同的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CA10
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结束之后，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恢复生产力。1953年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商第一汽车制造厂于长春建立，三年后的1956年，书本所写老师所说的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CA10驶下生产线，并且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不过解放CA10仍然还是载重货车，直到了1958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才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轿车CA71型东风牌轿车以及CA72型红旗牌轿车，其中红旗牌轿车成为了中国高级领导专用轿车，导致了红旗品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
真正的中国第一辆汽车——民生75型
从时间上来说，民生牌75型汽车确实应该是中国第一辆汽车，1928年，奉天(今沈阳)迫击炮厂厂长李宜春向张学良提出了制造载重汽车以应对国内需困羡孝求的建议并且得到了张学良的同意。
1929年，张学良前后拨款共七十四万给民生工厂作为汽车研发的经费，1931年6月，民生工厂成功试制出了民生牌75型汽车。民生牌75型汽车实际上是参照美国瑞雷号载货汽车制造的，可谓是中国汽车品牌山寨的鼻祖。
民生75型汽车试制成功之后原本计划是再造十五辆，只是后来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侵略者将整个生产工厂和汽车部件都掠夺了，导致民生75型汽车的量产计划落空。工厂被掠夺之后由日本的一个纺织厂接手了，凭借着民生工厂现有的技术，这个日本纺织厂也开始进入汽车工业，而这个纺织厂的老板就是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
是谁第一个发明汽车的？
汽车走过这样一段历史：1771年，法国人居纽设计出蒸汽机三轮车；1860年，法国人雷诺制造出了以煤炭瓦斯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1885年，德国人本茨和戴姆勒各自完成了装有高速汽油发动机的机车和装有二冲程汽油发动机的三轮汽车，并且成功企业化；1908年，美国人福特采用流水式生产线大量生产价格低、安全性能高、速度快的T型汽车。汽车的大众化由此开始；1912年，凯迪拉克公司推出电子打火启动车，使妇女也开始爱上汽车；1926年，世界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戴姆勒·本茨公司成立；1934年，第一辆前轮驱动汽车面世；1940年，大战令许多汽车制造商停产，欧洲车商开始转向生产军用车辆；50年代，德国沃尔沃的甲壳车轿车一经推出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汽车；1970年到2000年，日本车在亚洲走俏，丰田、本田、三菱以及日产特高技术小型车入侵欧美市场，改写了欧美牌子垄断的局面。 德国人发明汽车 1867年德国工程师奥托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往复活塞式四冲程发动机，并于1885年宣布放弃专利，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制作 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购买了奥托的内燃机的专利，并将一个内燃机和加速器安装在一辆三轮马车上。1886年1月29日德国曼海姆专利局批准卡尔?本茨为在1885年研制成功的第一辆单缸三亩皮轮汽车申请的专利，专利证书号位37435，从而获得了世界第一辆汽车的发明权。这一天被大多数成为现代汽车诞生日 1886年，德国人戈特利普?戴姆勒制成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 1887年奔驰汽车公司成立，1890年戴姆勒公司成立，1926年奔驰和戴姆勒公司合并成为戴姆勒-奔驰公司，生产“梅塞德斯-奔驰”牌汽车 1998年兼并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成立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 菲迪南得?波舍尔-保时捷跑车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创始人 威尔海姆?迈巴赫-德国著名汽车设计师，戴姆勒事业的毕生合作者，他为戴姆勒的汽车装上钢质车轮，独立转向，和世界上第一台齿轮变速器，他还是喷油嘴式化油器、蜂窝式散热器和四缸高速汽油发动机的发明者 美国州察人发展了汽车 汽车起源于欧洲，但汽车的发展却在大洋彼岸的北美。 福特汽车公司 1896年亨利?福特研制成功2缸4轮汽车，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成立 1908年福特T型车促进大众化汽车消费 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最先建立流水线汽车装配系统，并因此引发了世界汽车制造业的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促进了汽车生产的规模化 通用汽车公司 1897年兰索姆·E·奥兹（Ransom E. Olds）投资50,000美元，筹办了奥兹莫比汽车公司。此公司成为通用汽车集团内历史最悠久的组成部分。同年，该厂出产了第一辆奥兹莫比牌汽车。 1899年奥兹莫比汽车公司与奥兹汽油发动机厂合并，成立了奥兹汽车生产厂。在底特律杰佛逊大道东，奥兹建立了美国第一家专营汽车制造的厂家。 在德国，亚当·欧宝的第一辆汽车，“欧宝专利车系－Lutzmann”汽车问世。 1902年，卡迪拉克汽车公司成立，1903年别克汽车公司成立 1908年，威廉?杜兰特通过合纵连横，将别克，澳克兰，凯迪拉克和奥斯比尔等册耐茄21家汽车公司，10家汽配公司，和1家销售公司联合起来成立通用汽车公司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1) 1925年沃尔特?克莱斯勒创建于美国的底特律，第一辆敞篷车Imperial 80问世 2) 1929年成为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 3) 1941年制成安全铝合金轮圈 4) 1958年首创电子燃料喷射与点火系统； 5) 1972年Chrysler车款加装ABS； 6) 1998年与戴姆勒-奔驰公司合并，成立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999年合并基本完成，成为更为强大的全球汽车界的领导者； 法国人以科技推动汽车 1769年，法国陆军工程师古诺制造出第一辆蒸汽驱动的汽车 1803年，法国工程师特利维柯发明新型高压蒸汽机驱动的汽车在实际中应用 1860年法国工程师洛娜因发明世界上第一只用陶瓷绝缘制成的电点火火花塞；1859年，发明铅酸蓄电池；1862年电器工程师来诺研制出二冲程内燃机。 1888年，法国标致汽车公司成立，发明齿轮变速器和差速器 1898年，路易斯?雷诺创建雷诺汽车公司，发明汽车传动轴 1913年，安德烈?雪铁龙创建雪铁龙公司，发明人字型齿轮 1999年与标致汽车公司合并成立标志-雪铁龙汽车公司 英国人以精心制作汽车 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1838年，英国发明家亨纳特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内燃机点火装置，该发明被称为“世界汽车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1877年，罗孚公司成立 1904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成立，1907年生产“幻影” 1919年，宾利汽车公司成立 美洲豹，陆虎，罗孚，劳斯莱斯，宾利，莲花，迷你，阿斯顿?马丁，沃克斯豪尔等品牌相继出售 日本人以野心创新汽车 1920年，日本成立东洋汽车工业公司 1933年，丰田自动织布机成立汽车部，后独立为丰田汽车公司 1933年，日产前身塞米股份公司成立 1936年，日本三菱公司开始生产汽车 1937年，五十铃汽车公司成立 1948年，本田公司成立 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的三次机遇：朝鲜战争，国内需求，石油危机 1958年，日本首次向美国出口；1970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1980年日本汽车年产量首次超过美国 5大汽车集团：丰田，本田，日产，三菱，马自达 韩国人以雄心追赶汽车 1944年12月，韩国起亚汽车公司成立 1967年，韩国现代，韩国大宇 1970年，韩国汽车年产量仅为2.8万辆 70年代，韩国政府实行“汽车国产化”政策，各汽车公司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 1972年，大宇汽车公司与美国通用合资，推出“王子” 1985年，韩国汽车年产量为37万辆 1989年，113万辆，1990年132万辆，1995年254万辆，韩国汽车形成以现代，起亚，大宇，双龙四公司鼎足的市场结构，韩国也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汽车工业受到重大打击 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1901年，匈牙利人李恩时进口两辆奥兹莫比汽车到上海 1902年，袁世凯从德国零时购买1898年产第二代奔驰轿车作为寿礼献给慈禧 1930年，上海出现从事汽车或零件销售，汽车出租的洋行 1929年，进口车辆8781辆，1930年，汽车保有量为38484辆 孙中山最早提出建立中国汽车工业，发表于1920年“建国方略” 1928年，张学良是第一个组织国产汽车的人 1950年1月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前苏联会谈，商定前苏联援助中国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其中包括建设一座现代化载货汽车厂。 1953年7月15日 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工。 1956年7月13日国产第一辆解放牌4吨载货汽车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期间，全国范围企业下放，各省市纷纷利用汽车配件厂和修理厂仿制和拼装汽车，形成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热潮”。到50年代未，中国的汽车制造厂迅速增长到16家，汽车改装厂增加到28家，汽车、特别是载货汽车产量迅速稳步增长，达到两万多辆的水平 1967年4月1日 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破土动工，举行开工典礼。9月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周期长达10年之久。 60年代后期，为满足重型载货汽车需求，四川汽车制造厂和陕西汽车制造厂，以及一大批配套厂先后投入建设。 到1976年，全国汽车厂家增加到66个，专用改装车厂增加到166个 到1979年，中国汽车产量己达到19万辆，形成了以载货车和越野车为主体的汽车产品体系。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汽车总局，局长饶斌（兼） 1981年9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上海轿车外资合营项目建议书 1982年5月 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在北京成立 1984年1月15日 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合资经营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 7月 中法合资广州标致汽车公司 1985年3月 中国与德国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9月正式开业成立 1987年8月国务院北戴河会议讨论发展轿车工业问题，确定一汽、二汽、上海三个轿车生产基地 9月27日 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总公司和德国戴姆勒.本茨公司关于重型汽车生产许可证转让合同在北京签字。 1990年11月 一汽和德国大众公司15万辆轿车合资项目在北京签字 12月 二汽与雪铁龙公司轿车合资项目在法国签字 1991年1月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桑塔纳轿车1990年累积国产化率达60.09%，整车和发动机开始 出口 2月8日 中外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有限公司在长春成立 1993年11月15日 汽车行业名列前10位的是：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汽车制造厂，江西汽车制造厂，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南京汽车制造厂，湖南汽车制造厂 1998年6月中日合资广州本田成立 1998年12月上海通用别克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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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姓的来源和历史名人有哪些？
张姓主要源于姬姓及少数民族改姓等。张挥为该姓始祖。历史上，西汉时期张耳被刘邦封为赵王，张耳的十七世孙张轨（255年－314年）建立前凉国。
1、张丽华（559年—589年），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后主陈叔宝的妃子。张丽华出身兵家，聪明灵慧，有辩才，而且记忆力很强，因此深得陈后主喜爱，为陈后主生有二子。祯明三年（589年），隋朝灭亡陈朝，张丽华因“祸水误国”被长史高颎下令斩杀（一说被杨广下令斩杀）。
2、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江陵人。穆宗时入阁，神宗时为首辅，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整饬纪纲，推行一条鞭法，为相十年，海内称治。卒谥文忠。着有太岳集、帝鉴图说等。
3、张骞（约前164年－前114年） ，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高弯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故里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南2千米处汉江之滨的博望村。
张骞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年），奉汉武帝之命，由大汉帝都长安出发，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以至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从此中国人通过这条通道向西域和中亚等国出售丝绸、茶叶、漆器和其他产品，同时从欧洲、西亚和中亚引进宝石、玻璃器等产品。张骞被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4、张旭（685年？—759年陆念敬？），字伯高，一字季明，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唐代书法家，擅长草书，喜欢饮酒，世称“张颠”，与怀素并称“颠张醉素”，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并称“吴中四士”，又与贺知章等人并称“饮中八仙”，其草书则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三绝”。
张旭出生于一个门第不低的家庭，曾向堂舅陆彦远学习书法，学有所成后为吴道子、颜真卿等钦慕；年长后通过应举或荐举、征辟而入仕，释褐早慎为常熟县尉；先后任左率府长史、金吾长史，因而被世人称为“张长史”；大约在乾元二年（759年）逝世，享年大约七十五岁。
5、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值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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