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谁发明的（国学是谁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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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 1、国学文化的根源是什么?
• 2、请问国学经典是谁发明的
• 3、国学的来历

国学文化的根源是什么?

国学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华文化有着人文地理与文化人类学上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是在洪荒年代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萌生的，其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意蕴与历经沧桑而不泯的血脉，植根于这块黄河长江流淌滋润的农业文明大地之上。中华文化传统由于具备丰厚的人文蕴含，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洋溢，具有超越时代的民族共性。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历久弥鲜，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共时性、民族性是其重要原因。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成来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不过在古代，“中华”一词却是“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的意思相对应，而“华”即有文化发达，光辉四方之义，表现出华夏族自我荣耀的心态。《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心态。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面对的是满清政府统治，所以传统文化的中的民族意识自觉体现在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近代国学宗师章太炎有意识地用国粹激发人们爱国的心肠，推翻清朝的外族统治。章太炎在1907年第15期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章太炎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他注重从文化去定义“中华”一词的的概念蕴涵，将中华民族的内在血脉定为文化传统，而外在的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为此他大力倡导国学，近代国学思潮正宽裤是缘此而振兴起来的。现在看来，太炎先生的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慎扒简为海内外无分地域的精神纽带，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沉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对天灾人祸而发奋图强、乐观向上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一旦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和磨洗，为民族所认同与熟识，变成元典，也就具有了永恒性。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指出，古典传统之美中体现出来的理想境界，是时间性与无时间性的统一，是非可逝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古典的东西在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发生、发展和解体，在这样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这种传统就是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此友越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概念，固然有许多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因素在内，就此而言，它与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潮是相冲突的，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是人类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过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国力的衰弱，民性的愚昧，大声疾呼，倡言立论，鲜明地将国学与增进国民之道德相结合。1905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振兴社时便是如此。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国学的历史阶段便可知道。国学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下对于传统学术进行清理与研究的。国学人物对于封建思想的糟粕从来就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国学的著名学者那里，都是非常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传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来从事研究与教学的。如梁启超运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析；王国维借用德国美学与哲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陈寅恪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取。尤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重倡国学，兴办国学教育，也是中西合璧，决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场上去，这是肯定的。欧洲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无一不是与传统共生共荣。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相生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全盘西化的空中楼阁上面。而国学则从学术层面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维度上，可以担荷起这一神圣的职责。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正是为了重铸中华文化之魂。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提出：“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曹校长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这也是我们今天任重而道远的责任和使命。

请问国学经典是谁发明的

《国学经典》是2010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林萌 等。该书主要讲述了国学的知识。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消明事等各方面都有极大影响。

国学经典指的是经史子集拿蔽告类的统称。

经典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并虚的万世之作。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

国学经典是一个古已有之词。

国学的来历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这时的“国学”实为藏书与讲学之所。

今“国学”之意是指以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载体，表现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的思想体系。但是定义仍然需要学术商榷，未得到确定定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咐运》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散乎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衡掘梁“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发出了提倡“国粹”、“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这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主张先作“国学史”，使梁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而国粹派学者则趁机力倡“国学”。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次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标志着“国学”在国内的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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