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形印是谁发明的（肖形印的用途）

admin 发明家 2023-05-07 77 0 肖形印是谁发明的

百科问答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肖形印是谁发明的的知识，希望对于各位朋友学习肖形印的用途的过程中有帮助。

文章目录：

1、印章的发展概况，从隋唐到明清。
2、我想知道中国插图艺术历史演变
3、北京奥运会的logo是由谁设计的？
4、2008北京奥运会的火炬的纸卷轴是东汉哪位人物为纸的普遍使用做出重大贡献？
5、中国的印章是什么朝代开始使用的？

印章的发展概况，从隋唐到明清。

(1)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激烈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需要使用信物凭证。印章的制作要经过复杂的契刻、冶铸工艺，因而使用印章较之签字画押更难于复制模仿，更具有可信性，能起防奸辨伪的作用。因而作为凭信用具和权力象征的职能受到社会公认。当时中央王室给各诸侯国的国书，各诸侯国之间乃至民间交往签订各种契约，都钤盖印章作为盟守信约的信物凭证。印章还是权力的象征物，各级权力机构在发布政令、宣布政策法令时也以印章作为权威信物昭示于众。政府任命官吏也要授予印章，作为委托行使职权的证明，类似后世的委任状。官吏们受印后，在公务活动中便须把印章佩带在身，作为职务级别的标志物。在经济活动中，印章被作为征收税收、管理关市、检验商品、统辖、禁止违禁物品流通市场的标志。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日庚都卒车马”印，即是烙马印。其体积比一般印章大几倍，就是用火加热后在马匹上烙制编号归属标记用的。现代各国管理军马仍在沿用这一作法。印章也应用于制造业的商品标志。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漆器上就有用印章模印生产厂商名号的。如1954年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陶文，有刻划压印的姓氏、里名、纪年文字。可能是制陶工匠的姓名、厂址或销售地、生产年代的印记。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上有“咸亭”、“安亭”、“许市”等印文，用以表明漆器的产销地点。

春秋战国时代的印章，因用铜铸造，使用时按在泥上，称为“鈢”〔xi喜〕或“□”〔xi喜〕。后世发现这一时代的印章，因历史久远统称为古鈢。古钵无论是铸文为职务的官印，或私人姓名印、吉语印或图案肖形印，形制都比较小，因而又称“战国小鈢”。古鈢形状各式各样，除常见的方形外，也有圆形、长方形、矩形等形制。印背铸纽，以鼻形纽最多。各种纽式均有穿孔，供穿系佩带。战国时官印由各级官员佩带在身，苏秦号称佩六国相印。官印随身佩带的习俗一直延续到魏晋以前。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张耳与赵王歇被秦军围在巨鹿，陈余按兵不救。诸侯军解巨鹿围后，张耳怨责陈余，陈当即解下印绶交张耳，张开始惊愕，俄顷乃悟，随后佩带在身，表明接受了陈余的引咎辞职。根据史书记载，汉代皇帝的鈢印也是随身佩带的。《汉书·霍光传》载燃亏，汉昭帝死后，霍光等建议立昌邑王的儿子贺继位，不久发现贺淫乱无能，群臣不得已建议皇太后废黜新皇帝。他们把昌邑王贺叫来，宣读了皇太后的诏书，随即解下他身上佩带的玺印，奉给太后，一场换代的改组活动便完成了。当时一般士人也把印章当作装饰品和吉祥物佩带在身。死后随葬。同印章一起佩带的还有玉石牙庆迅角制作的环、璜、□〔xi戏〕等，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被当作象征节操高尚的儒雅风度。

古鈢的印文除少数是在铸好的铜印上凿刻白文印外，大多是铸造的。其工艺程序与制造青铜器相似，需经刻模、制模、浇铸等工序。刻模时保留印文字体实线，刻去印底，待翻模后即铸出了朱文印；白文印即是在制模时刻去印文实线，印文凹于印面。在刻模时白文印工艺较朱文印便捷，因之古鈢中以白文印为多。春秋战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印章的制作工艺大多极为精美。

古鈢印文，因各国割据，文字体貌不尽相同，称为六国古文，属于大篆体系的篆文。较之钟鼎文，笔画圆曲宛转，结体追求象形的图画意味，自然生动，富于动态美和节奏感。以这种崇尚变化的文字入印，在布局上又常常灵活地增减笔画，移易偏旁，安排印文也无拘无束，善作活泼的穿插，形成空灵奇险的艺术风貌。创造出许多富于艺术意象的篆刻作品。古钵的制作工艺精美、功能多样、形制丰富，在篆刻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标志着中国篆刻艺术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古钵在艺术上的成就，为明清以来印坛仰慕，对篆刻艺术民族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平阴都司徒

(2)秦汉魏晋时期的印章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采取了推动统一的措施。秦始皇在典章制度方面，改变商周以祭祀礼仪中使用礼器——鼎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作法，代之以铸造印章。在制定典章制度时，对印章的名称、使用材料、形制、印纽式样等，都作了严格的等级序列规范。规定皇帝使用的印章用楚国的玉石雕刻，称为“誉段此玺”，官员人等的印章称“印”、“章”。还设置了称为“符节合丞”的专门机构，监管印玺制度的实施，严禁逾制滥用。从此，皇帝用玺的制度为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沿袭。皇帝的玉玺成为皇权交替、册封的凭据和镇国之宝。玉玺作为国之重器被礼敬珍藏，如汉昭帝时，“霍光博陆侯辅政，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取玺，郎不肯授。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增郎秩二等。”《汉书》中这则记载，歌颂了一个管理玺印小官吏忠于职守的精神。他敢于拒绝执行上级不符法规规定的指令，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玺。使霍光受到震动，授予这个管印官吏提升二级的嘉奖。

丧失玉玺，即为亡国的象征。西汉末，新莽篡政就是以夺取帝玺为标志的。“汉平帝崩，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玉莽即位，请玺。太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不肯授，莽使安阳侯王舜论指，太后怒骂曰：‘若自以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玺？’”后来王莽又施加压力，太后盛怒之下，将玺扔置地上。王莽得玺，完成了篡政的闹剧(引自《文献通考》)。南朝的陈叔宝也是抱着玉玺逃窜，宣告了陈朝的灭亡。沿至明清在修建紫禁城时，仍把存放玉玺的殿宇置于中轴线上太和殿后的显要位置。窥测神器，成为颠覆王权的代称。

秦代官员和百姓用的印章，形制与战国古钵大致相像，仍以铜铸居多，印纽式样仍尚简朴。私人印中出现了造型精美的龟形纽。除姓名印外，出现了以吉祥语句作印文，开后世以诗词格言入印的先河。秦印在形式上的突出特征是印面除边框线外，又加“田”字形界格。低级官吏的章，只有正方形的一半，加“日”字形界格，称为“半通印”。

秦印文体称为摹印篆，较之大篆更为简化、规整，与小篆结体相近，字形近方形，笔画方中寓圆，运转流畅，结体秀美奇峭，具有灵动活泼的气势。由于加用了田字形界格，使欹〔qi七〕斜生动富于变化的印文，在规整的界格内，形成了新的稳定和谐。秦印的印文除朱文、白文外又增添了朱白相间的新颖处理手法。一印之内，朱白互补，将笔画繁简悬殊的印文，通过刻底、留白的线条与块面交错，造成视觉上的平衡感，增添情趣，引人入胜。

汉代的典章制度，多沿秦制。汉初的印章形制式样仍保留秦代印章的特点，并在制度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据东汉卫宏著《汉旧仪》记载，汉代皇帝有六玺，都用价值昂贵的白玉制成，雕刻蟠龙、奔虎印纽。印文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等。皇后的玺印与皇帝同制。1974年陕西咸阳一位中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发现了被埋在积土中的一方白玉印章，刻有“皇后之玺”的白文字样。经考古部门考证，确认是与文献记载相符的汉代皇后玉玺。《汉旧仪》中还记载，当时规定按官职的高低不同所用的印章分别称“章”或“印”。私人印章则须在姓名之后加“私印”二字。同时对各等级印章的材质、纽式及印绶的颜色都有严密的规定。任命官吏以颁发印章为标志，类似现代任命书的作用。官员们也要把印章佩带在身上，用以表明官阶等级并示尊严。遇有要事即钤印于封泥，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各级政府发布政令都要钤加印章。汉私人印章，除姓名印，还有肖形印、吉语印。形式有两面印、多面印和套印等。肖形印在印面上刻人与马、牛、羊、骆驼等动物形象。还有以多面印的形式，刻出代表东西南北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图形的四灵图案。各种动物形象造型夸张，富有浪漫色彩，呈现出汉代绘画的艺术特色。

汉印文体称为缪〔miao妙〕篆，是一种带有隶书意向的篆体文字。字形方正，笔画平直，结体匀称工整。气势浑厚、明快，具有质朴自然、丰满安定的美感。汉印中还有一些以虫鸟篆入印的印章。虫鸟篆是装饰化的篆书，起止笔画融合虫鸟的形象。笔画卷曲萦绕，运转舒展灵动。虫鸟为龙凤的原型形态，以虫鸟篆入印，代表龙凤的祥瑞之征，寄寓吉祥祝福。反映了人们追求安定幸福的美好愿望。汉魏时期还有一种称为悬针篆的印文，即在缪篆的基础上，将垂直的笔画加以夸张，使收尾笔形垂长，显出尖锐的笔锋。东汉时期的衡量器具上常采用这种篆体。

汉印多为铸造白文，线条粗壮、均匀，称为大白文、满白文，加盖泥封上，印文十分清晰、饱满。后世钤印红印泥后，朱白对比鲜明，丰满明快，非常醒目。此外还有不少凿刻的印章，多是武将佩印。汉代战事频繁，在战斗中往往急需增补新的军事指挥官。给这些增补的将领颁发印绶，来不及从容铸造，就由军中刻印工匠们在预先铸造的印坯上匆匆刊刻成印，故又称为急就章。这类凿印，多为较细的白文印。高级官员为两凿成文，印文结体比较规整；低级官员则为一凿成文，具有随意自然的气质。急就章呈现的朴茂自然、不加修饰、拙中寓巧的印风，为后代的篆刻家们追摹。对后世篆刻艺术刀法的形成具有启迪意义。

汉陷阵司马

汉代印章铸造精美，尤其在篆刻艺术形式美方面，呈现与战国古鈢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印文结体严谨庄重而又有缜密的构思变化，具有质朴壮美的审美情趣，为历代篆刻家崇尚。后世许多篆刻家，特别是明清声势浩大的诸多篆刻艺术流派，无一不在秦汉印中吸取艺术营养，在继承秦汉艺术成就上推陈出新，求得发展。秦汉印章与战国古鈢在中国篆刻发展史上双峰并峙，形成中华民族可资宝贵的文化财富，是篆刻艺术的宝库。

古代的玺印都是钤加在封泥上的。有大批的实物遗存可证。《淮南子·齐俗训》：“若玺之抑填”，填即是指封泥。古代封泥是用来封缄书信和物品的。封物时，用绳索将物品捆扎后，在绳索的结节和绳的两端加泥钤印，封泥起了锁封的作用，可以防止开启包装。封缄书信时，则把竹木简牍加上木检，用绳索扎紧。木检上刻有方孔，把绳索两端穿到方孔中，用泥封住方孔，钤加印章。使木检、绳索和封泥连为一体。最后在木检上写上收书人的姓名、地点，称为“署检”。用这种封缄方法可防止书信在辗转投递过程中被私拆泄密。

封泥的使用，据文献资料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通行，从考古实物遗存看，汉代极为盛行。现已知在陕西、山东淄博发现汉封泥700余枚，1920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遗址、1956年在湖南长沙河西岳汉墓、1957年在呼和浩特汉古城遗址、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都出土了汉代的封泥，可见汉代使用封泥的地域十分辽阔。

东汉发明造纸术后，至南北朝时纸张的生产和使用已很普遍，逐渐取代竹木简成为文房用品。封泥也渐渐废弛。钤盖印章改在纸上用朱红印色。《北齐书·陆法和传》记载“上梁武帝书‘朱印名上’”，这是纸张上使用印色的最早文献记录。在南齐、唐代传世的法书、绘画作品和新疆出土的文牍上也可见到墨色或朱色的印迹。

汉玉印皇后之玺

封泥之制废弛后，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1822年(清道光二年)在四川、陕西等地发现封泥后，当时人都不明其为何物，曾定名为“印范”。直到1898年经清代学者刘鹗考证始定名为封泥，并征信于文献记载，使人们了解到唐代以前古玺印的使用习尚。

现代国际交往中使用火漆印封缄机密国书，海关验放进出口货物钤加的铅封，其作用和使用方法都与中国古代封泥很相像。不过这是源自欧洲中世纪的文化现象，是在中国封泥停止使用以后才兴起的。

(3)唐宋辽金时期的印章

唐宋时代的印章制度，据文献记载十分冗繁。对帝王、主要职官的印章规格、使用材料、印纽式样以及印绶的颜色都有详细的规定。武则天对秦始皇以皇帝印称玺的定名问题提出质疑。她认定“玺”字与象征死亡的“息”字同音，视为不祥。于公元694年(延载元年)改变皇帝玺印的印文“皇帝之玺”为“皇帝之宝”，并以印章尺寸的大小、厚薄作为等级尊卑的标志。最高级别的官印增大至55毫米左右，以下依次递减，这样唐宋时代的官印体积都较秦汉时代增大一至两倍或更多。此外还规定官印一律用朱文，朱文又称阳文，以附会乾坤阴阳之说，体现君权神授。实际上是由于造纸术发达后，书写材料普遍采用纸张，钤印方式已不同于先秦和汉代用封泥。封泥的拉力有限，印章体积过大，封泥容易损坏，同时钤盖印章改用印泥后，朱文也较白文钤印在纸上的字迹清晰易辨。唐宋印章印面扩大容量增多，为了填充印面的空白，出现了对字体繁赘处理的现象，将笔画少的字，加以屈曲盘绕，逐渐发展成字字皆用此法，形成一种书体，被称为九叠篆。古代以九为极数，号称九叠极言屈曲之繁，不是每一笔画盘曲的确数。实际上唐宋九叠篆只是将字头笔画或竖画写成三四折。金代印章中偶有印文七折、八折之例。九叠篆笔画繁琐、板滞，缺乏艺术韵致，且难以辨识。由于符合封建统治者追求的繁褥、肿塞的所谓庙堂气；结字难识又符合了防止伪造的要求，因此唐宋时期出现的九叠朱文印，一直被俟后的元、明、清王朝沿用作为官方用印的专用篆文。为显示朝廷颁赐的声威，九叠篆又称尚方大篆。

唐宋时期官方印章增加了“以明所属”的功能，即在宫廷收藏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品上钤加收藏印章。唐初就建立了宫廷收藏艺术品的机构，凡经皇帝看过的收藏品，都加盖“贞观”年号印章，作为内府收藏的记号。此后南唐、西蜀、北宋、南宋都相继此制。南宋以后私人收藏也渐成风气，收藏鉴赏印的形式也随之增多，逐渐形成专门的印种。书画收藏印的兴起，造成印章与书画作品的结合，不仅为篆刻艺术开拓了新的用途，还使印章创作，在追求与书画艺术协调一致中，由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转为匠心经营的艺术创作，促使篆刻艺术别开生面。

唐宋时期私人用印章的实物遗存所见极少，只在同时期的文书、书画作品上见到一些姓名印和斋堂名号印。如唐李泌的“端居室”、宋代米芾〔fu服〕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为数不多。唐宋时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发展的时代，书法界接连涌现的一个个精于楷书、草书的大师，引起人们的惊羡、赞誉。他们的成就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可是专习篆书的书法家却寥若晨星，著名的篆书家只有李阳冰一人而已。印章艺术在隋唐至宋辽金的700年间，也处于同样低落的状态。

唐中书省之印

金副元帅之印

(4)元代的印章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宣布以国师八思制定的文字为元帝国的国书。仿效唐宋制度，为各级政权官员颁行印章时，均以八思巴文制作印文。受这种印风的影响，当时蒙古族贵族刻制私人印章，也以八思文的签名字样入印，作为凭证信用的专门符号。因而元代印章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形式——“花押”。花押印皆朱文，印形以长方形居多，也有葫芦形或琵琶形的。流行的印文款式是上面一个汉字楷书体姓氏字样，下加一个签名押文。因盛行于元代，又称为元押。

八思巴文印或花押，只在元代官府、军事将领和蒙古贵族间流行，文职官员及广大汉族民众仍沿用以篆书入印的印章。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fu斧〕(公元1254—1322年)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他精通篆籀〔zhou宙〕、隶、楷、行、草各种书体，以风格秀丽温婉、流畅遒劲著称。元代是文人画形成的时代，文人画追求诗、书、画、印结合，流行在绘画作品上加诗文题跋及钤盖作者姓名、字号、别号及诗词格言印章。赵孟頫不屑于使用篆文书艺低劣的印章，自己设计了印文，求助于印工，铸造成与自己书画风格相协调的自用印。赵孟頫的篆书，吸收唐代李阳冰玉筯篆的特点，用笔圆润、线条匀净、风格秀逸。铸成朱文印章，遒劲的朱文连着细纹印边，形成疏朗空灵、妍美有致的艺术风格。由于赵孟頫是最早设计印章的书法家，后世的篆刻家往往尊他为篆刻家。他设计的朱文印的印文形式，被称为圆朱文(或元朱文)。圆朱文印的艺术特征，被当作篆刻艺术中典雅秀丽类型的印章模式，号称“铁线篆”，受到明清篆刻家的重视和师法。

元蒙古文官印

赵孟頫还对古印作过谱录，书名《印史》。同时代的吾丘衍对篆刻艺术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著《学古编》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篆刻艺术的专著，借鉴传统画论、书论和诗论评述了印章艺术的规律，从理论上促进了中国篆刻学的形成。

(5)明清时期的印章

1368年建立的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明王朝和至1911年被推翻的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先后统治中国达500多年。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

为了医治在推翻元代统治战乱中造成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明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也相应发达起来。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造成城市的繁荣，全国除北京、南京之外，又出现了30多个新兴的城市。进入清代，由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加速了这些城市的开发和沿海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在这些城市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交通便利，为职业艺术家的产生创造了生存条件。篆刻艺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明清时期的印章，形成实用与艺术功能分流的趋势。注重实用价值的印章更为普及，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频繁，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以印章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凭信用具，印章的社会需求量增大，加之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便于制作的石质印材的发现，也为印章的普及提供了可能。以镌刻印章为业的手工业行业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的官印制作规格严谨。明代的印章制度极为完备，对各级官印的质地、书体都有明确规定。如皇室及各级政府的官印，用金、玉印材，铸九叠文；将军印用铜材，铸柳叶篆；藩王印用玉材，镌玉筯篆；监察御史用八叠文等。清代沿用明代印制，只是印文可根据印章颁行区域，相应采用汉、满、蒙、藏几种文字。以一印中并用汉满两种文字的官印为多。一般官印为长柄直钮。藩王以上用印均雕刻精美的蟠龙钮。官印的形制、印文设计及制作工艺都较宋元时期有较大的提高。

标志着明清篆刻艺术繁荣发展的是艺术印章。唐宋时期出现的书画收藏鉴赏印，元代兴起的文人画诗、书、画、印结合的主张，形成篆刻艺术与书法、绘画艺术的结合。明清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也带动篆刻艺术同步发展。明初画家王冕(公元1287—1358年)首创以花乳石刻制印章，石质印材的发现为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书法家、画家参与篆刻创作提供了契机，篆刻不再只是手工业者铸造的工艺产品，也不再局限于作为凭信用具，而成为篆刻家创造的艺术品，同时又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文化商品。篆刻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获得社会承认和流传，客观上推动了篆刻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文字训诂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篆刻家们提供了借鉴古代篆刻艺术传统的有利条件。在经济发达地区，篆刻家相对集中，他们师生相继，师友交流，逐渐形成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篆刻艺术流派。这些篆刻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艺术修养全面的书法家、画家或诗人，各有“印外功夫”，在篆刻创作上追求标新立异，发展艺术个性。他们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善于吸取古代艺术遗产的精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他们影响和带动一批批追随者，或在技艺上传承，或在艺术上相互影响，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和提高。篆刻艺术流派纷呈的局面，使篆刻艺术在持续发展中，呈现绚丽多彩的艺术风貌。明清两代篆刻艺术无论就创作规模、艺术成就、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把中国篆刻艺术推向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肖形印是谁发明的（肖形印的用途）

我想知道中国插图艺术历史演变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图书，在古代就是图籍与书籍的合称。“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等的生动材料。由于这些图都是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贺启绘画作品复制品，所以都是版画，也称木刻画。

一、中国古籍插图的起源

一般来说，书中有图是与书同时出现的。《周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这虽然是传简拍含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图画与书的密切关系。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载体——商代的甲骨文，上有狮、虎等形象。这些图是用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一类天然材质的“版”上，应该说后世版刻插图的技法，已经萌芽于其中了。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汉书·数术略》著录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卷；《兵书略》兵家总记五十三家，有图四十三卷。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则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汉代，纸经过蔡伦的改良，既利于书写，也利于绘图，插图本书籍大为增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周官礼图》十四卷、梁《郊祀图》二卷、《三礼图》九卷、《尔雅图》十卷等，可见古籍插图应用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可惜的是，由于年湮代远，图籍散失，这些图今人已不能见到了。当然，这些图都是手绘的，和后世的版刻插图尚有区别。但在构图手法、方式上，当有启迪作用。因此，谈版刻插图，不能不先提到这些手绘图画。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将手绘插图转为木刻画，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有两种艺术形式和技术方法很值得重视。

其一是制造印章的技术。早在战国时期，印章的使用就很常见了。以后，出现了面积很大的印章。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七载：“古之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这已经与后世所用的书版，在大小上不差多少拦笑了。

印章中的“肖形印”，即在印章上刻有各种艺术图形，而不是简单的文字，对版刻插图的出现有更直接的意义。民国张应文在《清秘藏》一文中提到，汉印有“禽鸟、龙虎、双螭、芝草”等形。黄宾虹先生在《龙凤印谈》中也说：“今所见往往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刻于私印姓名上下四旁，雕镂工致。”敦煌发现有不少唐代的“千佛像”，即将佛像刻于印章上，再在纸页上捺印出一排排小佛像。实际上这类“千佛像”如果不是捺印，而是通过覆纸刷墨印成，就是后世的版画，因此论者多以为，这种模印小佛像不仅标志着由印章到雕版的过渡形态，也是版刻插图的起源。

其二，在汉代墓穴壁面或楣楹碑阙上，发现有大量装饰性图案，即人们常说的画像石、画像砖。这些图画内容丰富，构图完整，结构严谨，在手法上采用半浮雕或阴线浅刻、阳线镂刻，与木刻画技法相通。鲁迅先生就说：“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它和印章一样，同属版刻插图艺术的姻亲。

当然，不管印章、汉画像石、画像砖与版刻插图艺术的血缘如何相近，毕竟还是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版刻插图的真正出现，还有待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因此，以上所述也只能说是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的“溯源”。

二、雕版印刷术和版刻插图的出现——唐

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何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尚无定论。但一般以为，它在唐代已经产生，并相对广泛地应用于图籍印刷，则是没有疑问的。如朱翌的《犹学寮杂记》中说：“雕版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王应麟在《困学记闻·经说篇》中引《国史艺文志》也说“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书、小学。”话说得很明确，雕版印刷术首先是在唐代四川兴起的。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最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约一尺见方，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此件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之后。从版式上看，周遭佛像，尚保存有捺印形式，从中不难看出捺印法对版刻艺术的影响。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十六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查启森先生在《介绍有关书史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观点》一文中说，1980年前后，《全国善本书总目》巡回检查组在陕西调查时，“听说”前几年修建水库，从一唐墓中出土一纸雕版经咒，四周为回文咒语，中间为彩色佛像。查先生认为，假如此事属实，则此件即为现存最古老的套色彩印佛教版画。郑如斯、肖东发先生编著的《中国书史》，也提及此事。可惜的是，诸先生所述，皆语焉不详。查先生提及此事，用了“最近有传闻”一语，态度之谨慎与不确定不言自明。笔者查阅近年来考古发掘报告，亦未见真实，故只得存疑。何况，此件中的佛像是彩色套印还是手绘？在雕版印刷术的初起阶段单色印刷尚有不少技术问题有待解决的情况下，能否同时出现套印法，从而生产出彩色插图作品？这符合不符合事物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的规律？在没有见到实物之前，实在难下断语。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三、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版图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四、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郭卓然，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关于这方面，本书图释文字涉及甚多，此处不再赘言。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餖钉，又称“餖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五、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弱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本书收录的《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就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