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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总共有100多个“仁”字，但意义各有不同，有人知道是它们有什么意义吗，举例说明
1.纵观论语，仁字是对夏商周的德字的继承和创新，“德”的古字，左边是“彳”，小走之意；右边上面是“直”，下面是“心”； 心直，就是心怀坦荡。
人之初，性本善。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就是善。以快的方式直抒胸臆就得到了善，得到了自然也就不用求人求天了，这就是 “德”！突出的是个人的天性。所以，《论语•述而》中，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赋予我德，追杀的桓魋能把我怎样）？”
所以，这个“德”在古老的观念中，也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善，所谓《周礼•地官•师氏》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在私有观念的包围中，人性却变异成了恶。
铁器和牛耕的推广，商品生产扩大，市场经济繁荣，周人的社会规范体系瓦解。尤其是周朝晚期，诸侯经济发展、实力增强。
到了春秋时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无义战，礼坏乐崩，血缘宗法社会制度正在瓦解。
正因如此，孔子在中连连发出感叹，《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由，知德者鲜矣（仲由啊，理解德的人太少了呀）。”
子曰：“己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完了吗？我没见过喜欢美德如同喜欢美色的人）。”
此时此刻，若是再奢谈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就显得幼稚了。
失去了自觉的“德”，就只有威逼利诱，以强大的法制为后盾，以切身利益为诱惑，才能巩固礼教，保证社会秩序，恢复社会和唤型谐。
这样，强调为自己而爱人的“仁”之作用就突出了，“仁”置换“德”也就成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仁字在我的理解，就是指美德，但是由于孔夫子处于特殊的时期，所以他也赋予了仁特殊的含义，看论语中对仁的解释，包括克己复礼，有爱心等内涵，但是总而言之，可以把仁字翻译成“仁爱”或者是“爱人”
3.举例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乌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和贵，人人向往，不以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不要享受；贫和贱，人人厌恶，不以正当方法摆脱的，不要逃避。君子扔掉了仁爱之心，怎么算君子？君子时刻不会违反仁道，紧急时如此，颠沛时也必须如此）”（《论语•里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中，没有贪生怕死出卖正义的人，却有舍生忘死维护正义的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做爱人的事自然是不必同老师相互谦让）（《论语•卫灵公》）。
4.
据《论语》中记载，当时就至少有9人次直接向孔子问仁，孔子针对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但是这些回答多数都是在解答怎样具体的“为仁”，只有一个才是孔子给“仁”的定义呢。
《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也就是说，孔子对“仁”的定义就是爱人，这是取了“仁”字团结友爱的本义。
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仁”就是爱人呢？
关于为什么将“仁”定义为爱人，孔子他自己没说明，可稍后比他小70多岁的墨子〔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原是手工工匠，善于制造守城器械等，学过儒学，后创墨家学派，是战国时代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却是在《墨子•兼爱上》中阐述的一清二楚：
“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才能对它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就不能进行治理（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必须知道疾病产生搜蚂的根源，才能进行医治。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就不能医治。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才能进行治理。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治理（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起于人与人不相爱（当察乱何自起？ 起不相爱）。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就是所谓乱。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世链埋，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这就是所谓混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反过来，即父亲不慈爱儿子，兄长不慈爱弟弟，君上不慈爱臣下，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
“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这是为什么呢？都是起于不相爱（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即使在天底下做盗贼的人，也是这样。盗贼只爱自己的家，不爱别人的家，所以盗窃别人的家以利自己的家；盗贼只爱自身，不爱别人，所以残害别人以利自己。这是什么原因呢？都起于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
“即使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也是这样。大夫各自爱他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侵扰别人的家族以利他自己的家族；诸侯各自爱他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攻伐别人的国家以利他自己的国家。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具备在这里了。细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起于不相爱 (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象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视父兄与君若 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看待父亲、兄弟和君上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还会有不慈爱的吗)？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看待弟弟、儿子与臣下象自己一样，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还有盗贼吗)？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看待别人的家象自己的家一样，谁会盗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 (看待别人就象自己一样，谁会害人)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所以盗贼没有了, 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谁会侵犯？看待别人的封国就象自己的封国，谁会攻伐？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诸侯相互攻伐封国，都没有了)。
“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盗贼没有了，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象这样，天下也就治理了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相互憎恶则会混乱。所以墨子说：“不能不鼓励爱别人”，道理就在此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
原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坏乐崩的根源“皆起不相爱”！所以，孔子才强调并定义了“爱人”的“仁”，孟子则强调“仁者爱人”。
正是因为“仁”是爱人，所以，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乌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和贵，人人向往，不以正当的方法得到的，不要享受；贫和贱，人人厌恶，不以正当方法摆脱的，不要逃避。君子扔掉了仁爱之心，怎么算君子？君子时刻不会违反仁道，紧急时如此，颠沛时也必须如此）”（《论语•里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中，没有贪生怕死出卖正义的人，却有舍生忘死维护正义的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做爱人的事自然是不必同老师相互谦让）（《论语•卫灵公》）。
4.这些是《论语》全文 出现的仁字
学而第一
”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八佾第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公冶长第五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雍也第六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泰伯第八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颜渊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曰：“其言也仞，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吾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
哀公问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合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以祗以异。”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子路第十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宪问第十四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卫灵公第十五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阳货第十七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曰：“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子张第十九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尧曰第二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孝经是怎样一本书？
一、全文：○开宗明义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
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
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
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
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
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
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
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
○士章第五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
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
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
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
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
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
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
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
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
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
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
顺之。’”
○圣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
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
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
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
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
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
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
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
忒。’”
○纪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
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
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
养，犹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
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广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
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广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广扬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谏诤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
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
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
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
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
孝乎！”
○感应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
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
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
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
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
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丧亲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
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
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
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
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二、《孝经》中国古代汉族政治伦理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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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古近文之争及历史影响
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学术公案——古今文之争——的序幕。在此之后，古今文学派之间的争论持续不绝，一直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直到近代，两派的对立还存在着。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学术史，而且波及到了思想、政治等诸多领域。
早在西汉成帝年间，当刘歆随其父奉诏校秘书图书时，他就发现了用古代的“蝌蚪文”写成的《春秋左氏传》。当他对这本书进行学习与研究时，他发现这部《春秋》“传”可能比当时已经立为官学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更好，因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又引传文释经，“转相发明”，在《春秋》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鲁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逸礼》，还有毛公的《毛诗》已经在社会上传播开燃带来，并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于是，刘歆本着传承文化，弘扬儒道的目的，借自己亲近哀帝的机会，提出了立这些“野学”为“官学”，立这四经博士的建议。之后，哀帝就下诏令五经博士与刘歆讨论着这一建议，但出乎意料的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在这种情况下，刘歆就作了这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来谴责诸博士的顽冥不化。
这篇“惹祸”之文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他叙述了儒家的道自远古到西汉的流布情况，其中着重叙述了孔子以后，道的载体六经在秦代的遭遇及汉初恢复的艰难，同时也说明了今文经的先天不足。在第二部分，他叙说了古文经的发现经过、价值及其受到的冷遇。第三部分，刘歆把哀帝“悯文学错乱”与诸博士“深闭自固”，“绝灭微学”的行为对比，对当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今文博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最后，作者从“礼失求诸于野”的理念出发，论证了立古文经博士的必要性。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刘歆那种为“道”的传承与发扬而呐喊的精神，这是一种以学术传承为己任的大无畏的精神。何以言之？实际上，呐喊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刘歆所责让的人是五经博士，这些人是学术上的权威，但同时，他们的背后却是政治上的权臣。学术权威不能杀人，政治的权臣却能够杀人。虽然当时刘歆与哀帝“亲近”，也还是经受了巨大的政治威胁，当师丹做了大司空以后就劾奏刘歆一个“改乱旧章，非毁先帝”的罪名。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刘歆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流放”，“求出补吏”来缓解来自权臣方面的压力。所以，刘歆确实是“卫道”的勇士，学者中的英雄！
现在让我皮裂芦们反过头来看看刘歆的对立面，当时的学术权威——太常的博士。他们对于刘歆要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的反应是“不肯置对”，这种反应的背后则是他们不言而明的态度——反对。他们为什么反对呢？由于他们“不肯置对”的态度，使我们无从知道，这实在是有些遗憾。但是，有趣的是，历史的相似性又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些他们的理由。东汉光武年间，一个叫韩歆的尚书令又提出了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虽然他要立的具体的“经”与刘歆欲立的不同，但遭到诸博士反对的结果却是相同的。然而这一次，由于来自皇帝的压力，诸博士们已经不能用“不肯置对”来应付了。于是，一个叫范升的家伙就留下了一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使我们有幸看到了“反对者” 们的真实想法。范升的观点主要有三：1、“京氏既源贺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比类”,你也要立为博士，我也要立为博士，立起来没完。2、先帝不立，所以不能立。3、“道”的传承必须“闻疑传疑，闻信传信”，不可更改。对于范先生的这些理由，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很明显，都是些不攻自破的歪理。然而，正是这些说辞，在大汉帝国时代，却畅行无阻，堂而皇之地阻碍着学术的正常发展。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毕竟，人性各有弱点，为了既得利益，大多数人还是宁愿选择“抱残守缺”的。我想，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那种体制，正因为有了官学，有了博士制度，才有了既得利益，才有了被压抑的“野学”，于是，才有了《移让太常博士书》。对于科学来说，是不应该人为的立“权威”的，那只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及学术自由。当然，即使不立权威，“绝学”、“微学”的成长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样就要求有良知的学者能够发扬刘歆这种为“道”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人人都有“移让太常博士”的精神，这样才容易作出通天的“文章” ！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真理早晚会有出头之日。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先驱者之歌
——读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冬蕊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杰出人物层出不穷。有投笔从戎者，也有用笔作武器进行战斗者。有一位学者，他就用自己的笔在学术史上写下了不凡的篇章，他就是刘歆，一位为经学和儒学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学者。因为他的识见，因为他的执着，因为他吟唱的那首先驱者之歌——《移让太常博士书》。
刘歆，字子骏，汉皇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少子，自幼聪慧好学，通《诗》《书 》，良好的家学渊源使他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并对当时学术状况有了一定的看法。成帝时被任命为黄门郎，后随父刘向受诏领校秘书，通晓六艺传记。刘向死后，他继承父业，在刘向所撰《别录》基础上撰写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种知识储备成为他日后研究古文经学的坚实基础。
西汉后期，作为显学的今文经学日益衰落并趋于神秘化，“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而与此同时，原在民间流传的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古文经传虽经秦时焚毁和秦汉战乱，仍有很多留存于世。至汉武帝时，朝廷已收集了大量先秦时代的经传古文本。司马迁《史记》中多次提到“古文”，如“《诗》《书》古文”、“《春秋》古文”、“《古文尚书》”、“孔氏古文”等，《汉书·艺文志》也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到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已有相当发展。
作为光禄大夫的刘歆，有机会接触大量典籍文献，在整理秘府藏书时，刘歆发现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传。其中他非常重视《左传》，细加研究，“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对古文经学的潜心研究，使他看到了今文经学的固陋。
面对西汉后期的经学现状，刘歆跳脱今文经学之藩篱，倡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学，开启时代新音。哀帝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尚书》、《逸礼》、《毛诗》等古文经传立于学官。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这种见解是有道理的。而“诸博士”或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或不肯置对”。作为先驱者，他是孤独的。四周一片反对之声。刘歆并不明白，他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要改变现存的状况总是很难的，刘歆数次求见当朝宰相孔光，希望得到支持，却始终未得到答复。刘歆非常气愤，遂联合五官中郎将房凤、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严厉谴责太常博士。
《移让太常博士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集中体现了刘歆对经学现状的思考，批判今文经学的固陋，指责今文经学博士的抱残守缺。先驱者的眼光与识见总是独到的。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刘歆主要论述了下面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五经》的成书及道义绝于世。他指出，《五经》蕴涵大道，在三代时“其道甚著”，“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只是到周后期“礼乐不正，道之难全”，孔子“忧道之不行”，对五经加以整理，“以纪帝王之道”。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应是最接近大道的，但在孔子去世后，弟子分为几派，及至“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经过战国之乱、秦代焚书坑儒，经传已所剩无几，“道术由是遂灭”。自汉惠帝始“除挟书之律”，景帝使晁错从伏生受《尚书》，由是今文经学兴起。但汉代距孔子之时已远，口耳相传难免出现讹误，而今文经学者“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繁言琐辞”，儒家道义终未得到彰显。
二、古文经的兴起。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中，古文经传遂行于世。刘歆认为，《逸礼》、《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只是因“遭巫蛊仓卒之难”等原因，“未及施行”，而它们又可以与今文经传相印证，弥补今文经学“经或脱简，传或简编”的缺漏，有利于探原旨、求道真，因此，为了学术的发展，也应该立古文经学于学官。
三、今文经学博士的缺点。博士职位一直为今文经学所垄断，立古文经学便意味着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今文经博士的优势会受到挑战，这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他们激烈反对。长期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孤陋寡闻，怀私意、“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这种批判，言辞犀利，击中了今文经学的要害。
《移让太常博士书》引起了强烈反响，刘歆对今文经学及今文经博士的抨击，使许多人愤怒。正如处在一间黑屋子中，其他人都在沉睡，只有刘歆一个人是清醒的，他大声呼喊，想打破今文经学的藩篱，可无人响应。他的呐喊吵醒了屋中其他人的酣眠与美梦，引起今文经学家的愤怒，“诸儒皆怨恨”，刘歆因此得罪执政大臣，只好离开京师，到地方上作太守。先驱者虽被“镇压”下去，古文经传立于学官的动议却拉开了今古文之争的序幕，《移让太常博士书》无疑可看作刘歆的战斗檄文。
先驱者的行动不会无声无息地永远湮没。刘歆开启的经学史上今古文之间的第一次大论争虽以失败告终，然古文经学并未就此消沉，而是不断发展壮大，至新莽时期终于立于学官，到东汉时期，更是日益昌盛。这次论争，对西汉后期的经学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有利于两汉之际经学思潮的变革。刘歆率先冲出今文经的束缚，以“经”、“传”转向发明的方法解释《春秋》，倡立《左传》等古文经，对打破今文经学的神学化起到很大作用，同时扩大了古文经学的社会影响，也对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产生一定的冲击力，从学术发展看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弘道者的悲歌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刘歆争立古文经之意图
崔冠华
公元前6年，博校群书的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章一出，竟然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诸儒皆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深自责罪，乞骸骨罢”，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本人也“由是忤执政大臣”，亦为“众儒所讪，惧诛”，不得不“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一篇千余言的文章，何以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两千年来，对于刘歆争立古文经为学官、设博士的意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刘歆上《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为学官的目的不在争取说学公开流传，而是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即官学地位的确立，所以然者，因为博士的官阶并不算小；或认为哀帝建平元年是西汉末年阶段，统治阶级统治残暴，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即使统治阶级也因利益之争而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于崩溃边缘，刘歆争立《左传》等书为学官，使其成为官学，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官禄，而是以史为鉴，以春秋时期礼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维护皇权服务。
细细品味《移让太常博士书》，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具失圣人之本意”。首先，刘歆在其父死后，复为中垒校尉。在汉代，无论是中垒校尉的政治地位，还是政治待遇都明显优于今文经博士，且古文经大都藏于秘府之中，没有象今文经学那样形成门派或师承，刘歆本人亦无门人弟子可言，因而，认为刘歆争立古文经为学官是为古文经学家谋取政治利益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无法否认，刘歆争立古文经为学官的客观结果最终会有利于西汉末年的礼制重建，但就刘歆争立古文经这一具体历史事件而言，不免有夸大刘歆政治动机之嫌，脱离了对于当时历史背景的深刻认识，过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政治因素。
《移让太常博士书》，其言诚恳，言辞犀利，所陈痛切，其真挚之情，跃然纸上，拳拳之心，苍天可鉴。可见这篇檄文蕴涵了刘歆的丰富情感。作为文人，特别是服膺儒家思想文化的文人，刘歆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情怀。通过校理群书，刘歆对《春秋左氏》有着深切的理解与体会，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感到《春秋左氏》在阐释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方面有着《公羊传》《谷梁传》所无法替代的精到的阐述。在刘歆看来，这种阐述更加符合孔子之“微言”和传统“道术”之精神，正是出于传承传统道术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刘歆方力争立古文博士。
另外，我们还发现，刘歆公开发表这篇檄文自始至终是一个学术问题，丝毫没有牵扯到政治方面。其起因是由于“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可以想象，刘歆决不会是出于政治意图。即使在公开争论后，引起“诸儒皆怨恨”的情况下，有自知之明的“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深自责罪,愿乞骸骨罢”，亦见诸儒也将其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今文经学家在学术上无法驳斥刘歆，又想维护既得的政治利益，便依靠政治手段进行打击报复。大司空师丹即为此流，上奏弹劾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面对政治强权的压力，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歆不得不采取退缩自保的态度，“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这场围绕着以立古文经为学官的争斗以刘歆政治上的失利而失败，而不是学术上的失败而失败。
总之，正是由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为争立古文为学官的失败使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更加尖锐激烈，也使古文经的真伪变的更加扑朔迷离，从而，使今古文之争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学术公案。这场今古文之争不仅是刘歆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悲剧。
更为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为争立古文经为学官之认识具失其本意。“古来圣贤皆寂寞”，信夫，斯言！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孔安国与《古文尚书》
——读《移让太常博士书》札记
张 磊
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古文尚书》伪书说遂成定论，孔安国曾经为《古文尚书》作传也受到怀疑。这些看法为清以来的学者所承袭。因此，探讨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究竟是何关系，无疑对考辨复杂的《尚书》源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经典遭秦火劫难后，到汉代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文尚书》出于孔壁后，孔安国曾经为《古文尚书》作传并进献朝廷。由于巫蛊事件，《古文尚书》并未立于学官，并且受到今文经学的严重排斥。
宋代以来，疑古思潮渐生滋长，《古文尚书》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四库提要·尚书古文疏证》对这一过程有过说明：
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汉武帝时期，今文经陆续立于学官，其中今文《尚书》是济南伏生所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不久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得到了这些古文经，并加以整理，其中《古文尚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因不幸遭遇巫蛊事件，孔安国所献的包括《尚书》在内的古文经书并未立于学官，而被收藏于秘府。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刘歆在汉成帝“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他在校理秘府藏书的过程中，非常肯定藏于秘府的古文经传的重要价值。因此他力争将古文经书《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但受到今文经博士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同今文经博士争论。《移让太常博士书》涉及今古文经之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的关系。《移让太常博士书》云：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刘歆主张立于学官的古文经书，是由孔安国所献，其中包括《古文尚书》。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将秘府藏的古文经书同“学官所传”相比较，发现立于学官的今文经书“经或脱简，传或间编”。这说明这些古文经附带有“训传”，否则就无法同今文经的“传”作相应的比较；比较后的结果是藏于秘府的古文经传质量高于今文经传。《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并且“博见强志，过绝于人”；而且他的时代去孔安国未远，并亲自参与校理秘府藏书。因此，他对古文经书应该有较高的判别力，“经”、“传”这样的概念不会乱用。何况这些古文旧书的确真实可靠，经得起考验，正如《移让太常博士书》所云，“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这些古文经书已经初步有自己的师说，“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只是由于今文经博士们固守自己的家法，对古文经进行抵制，“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尽管如此，这些古文经传在民间还是得以流传，《移让太常博士书》云“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安国在整理《古文尚书》的时候已经初步作了训传。我们也可从其孙博士孔衍的“奏言”中略窥端倪。由于孔安国献的《古文尚书》未能立于学官，孔衍给朝廷上书继续争取。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四引孔衍所上“奏言”云：
时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然其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其为时所未施之，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惜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哉？
孔衍的“奏言”透露的若干信息值得重视。第一，孔安国对孔子旧宅中出的“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 进行了整理，所谓“为改今文”，并作了训传，即“读而训传其义”，这在当时具有拓荒的意义，因为“世人莫有能言者”。孔安国为《古文尚书》作的训传能同“百家章句”进行比较，而且特色鲜明；“孔子家古文”，比那些各有师说家法的今文经的“百家章句”要“正实”得多。这和上文分析孔安国为其献的《古文尚书》初步作了训传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从文本上来说，古文《尚书》、《孝经》、《论语》“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世相传者”是指处于官方地位的今文经《尚书》、《孝经》、《论语》，这也和《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刘歆批评今文本而高度评价古文本的态度一样。由于孔衍在时代上比刘歆更为接近孔安国，而且这是给朝廷的上书，这使他有条件也必须比较严肃的依照事实进行讲述。另外，因为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没有被立于学官，“以其为时所未施之”便成了刘向没有收入《别录》的理由，而并不是古文经书自身的问题。因此，从孔衍的《奏言》来看，其讲述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并加以训传恰可以与《移让太常博士书》相互印证，也就是说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记载应属事实。
李学勤先生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文中认为，“今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它们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探究孔氏家学，也许是解开《尚书》传流疑谜的一把钥匙。”这一看法颇为中肯，指导我们深入探讨孔安国与《古文尚书》的关系。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认为孔安国在整理《古文尚书》的过程中曾经为其初步作了训传，并且由孔安国后人对这些成果加以继承、整理和完善。
关于朱熹的资料简介
朱 熹（Zhu Xi）
朱熹（1130.9.15～1200.3.9） 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乾道三年（1167），偕学生林用中简祥态、范念德从福建赶赴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然后同游南岳。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最，史称湖湘学派自此之后，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淳熙十二年（1185），他还动员衡州官府重修石鼓书院，提出把书院办成德行道义之实的教育机构的方针，使书院教育走上正轨。在石鼓书院复兴后，应湖南提刑宋若水之请，撰写了一篇名垂千秋的《石鼓书院记》，由张栻亲书，后人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使“石鼓有声于天下”。他一生三次监南岳庙，但都只是遥领食俸，并未亲临南岳。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拦源建州、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进士出身，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19岁[绍兴十八年（1148）]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宴派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书院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朱熹墓 建阳黄坑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武夷书院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岳麓书院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考亭书院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哲学思想:
理气论 动静观 格物致知论 心性理欲论 美学思想
[编辑本段]学术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著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 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 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编辑本段]文学著作
朱熹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 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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