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是谁发明的（门第是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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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 1、科举制在几几年创立？
• 2、科举制的年代是谁发明的
• 3、在古代一些有显赫家世的住宅上都会挂一块匾，那么是何人发明的有何意义呢？?
• 4、门神的来历，又谁，为什么是他们，谢谢了

科举制在几几年创立？

科举（咐衫605年—1905年）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持续了整整1300年。科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现代社会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盯悄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凯简渣复。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科举制的年代是谁发明的

科举制

隋唐之际新兴起来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魏晋以后，封建政权利用九品中正制品第人才，录用官员，清要官职镇租清被门阀世族垄断。南北朝时期，寒门庶族政治势力逐渐扩大。北周时，“选无清浊”。隋朝建立后，九品中正制废弛，但以秀才、明御前经等科课试选士的做法仍沿袭下来，隋炀帝杨广又置进士科，科举制逐渐形成，并在唐代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制度，被唐以后各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并为古代朝鲜和越南所仿效。科举制在清朝末期被废止。

唐 唐初历高祖、太宗型消、高宗、武后各朝，科举制日益趋于完整。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制科由皇帝特旨召试，以待“非常之才”。制科主要试对策，科目繁多，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应制科对策及第，高者授以美官，其次仅予出身。现任官吏也可应制科，而且可以一再应试。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此外，唐玄宗时还一度置道举（试《老子道德经》、《庄子》），还有童子（限十岁以下）举等。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玄宗以后，进士科占突出的地位。唐中叶以后，官僚虽位极人臣，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因为这种新的选举制度是分科举人，故名之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的特点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它的产生为寒门庶族地主开辟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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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间或因事停举外，唐代一般每年都设科取士。报考的人来自各级学馆者，称生徒，由学馆荐举学成者，送尚书省参加考试；未入学馆而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州县考试及格后，举送到尚书省参加礼部（开元二十四年以前则为吏部）主持的考试（亦称省试）。

明经科主要试帖经，即择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掩其中部分字句，以测试应考者记诵经书的能力。此科主要试记诵，易于应付，三十岁考中的人已经被看作“老明经”了，因此地位不如进士科。隋朝的进士科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又加试帖经、杂文。杂文最初是指箴、铭、论、表之类，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并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每年应举者少则八九百人，多则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过十余人以至三十人左右。考试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为及第，下等即落第。由于举子多而录取名额少，终身不第的居大多数。因为考中进士非常难，一旦登第就闻名士林，所以进士及第被社会称作“成名”，亦比作“登龙门”，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明法科试律令，明算科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科是选择专门人才，录取后只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唐代应考秀才科者极少，及第者屈指可数。

唐代科举考试并不糊名。应考者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进士科的应试者，多在礼部试之前，把自己的文学作品编录成卷轴，投献给主考官及有地位的人物，以表现自己，并争取有力者的推荐。唐初以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贡举。贞观以后，则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所责骂，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以后成为定制。也有由其他官员来作主考官的，称为“知贡举”。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彼此互称“先辈”。礼部试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开元中，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但详覆有时于放榜之前进行，有时于放榜之后进行。放榜之前礼部将录取名单进呈宰相征求意见，称“呈榜”，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若遇科场生事，皇帝即令覆试。录取者覆试不中，主考官往往因此被贬官。

贡士如科举考试通过，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则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样，则先取才能。

武则天执政时期，曾进行殿试，并创立武举；吏部试一度糊名。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702）。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上述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除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唐代武举亦为常选，但远不如进士、明经等科重要。

隋朝和唐朝前期初行科举制时，曾经起了抑制门阀、奖拔寒庶的进步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举子趋附奔竞的风气，这种风气随着全国吏制的普遍趋向败坏而日益严重。甚至发生过漏泄考题、冒名顶替的科场舞弊现象。尤其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相互援引，结为朋党，大大败坏了宦风。如李宗闵与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并且同年登制科，两人即牛党之魁（见牛李党争）；又如令狐楚、萧■与皇甫■亦有同年之谊，三人遂成穆宗朝的牛党中坚。随着科举制弊端的产生，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亦大大降低。有的时候，“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出现了“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严重情况。为克服这些弊病，宋代科举考试采取了糊名、誊录等作法。

唐穆宗和敬宗时，都下令“名登科第，即免征徭”。唐武宗时，更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人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经济特权。唐代“衣冠户”是宋代官户的前身。

五代时，中原列朝都承袭唐朝的科举制度，惟“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

（胡如雷）

宋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度，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熙宁四年（1071）前，有贡举、武举、童子举、制举等。贡举又设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熙宁四年，废罢明经、诸科，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又另设新科明法。后又废制举。元■后，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科，一度设经明行修、八行、宏词等科。南宋时，进士一般仍分诗赋进士、经义进士。另有武举、制举、博学宏词科等，但应举及登科人数都很少。终宋一代，科目呈现逐步减少趋势，进士科愈益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士人皆以进士科登第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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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实行解试、省试、殿试等三级考试制。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每逢科场年，在八月十五日开考，连考三日，逐场淘汰。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在春季选日考试各地举人，分别科目连试三日，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自开宝六年（973）开始，由皇帝亲临殿陛出题考试礼部奏名合格举人，并重定名次。从此，每次省试后，必定举行殿试，殿试所定名次与省试有所不同，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真正“登科”。除解试、省试、殿试外，南宋四川还举行与省试相当的类省试，以照顾远离临安的四川举人。为了防止各级考试的考官作弊，规定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客应试时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试，称“别头试”。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科目和身分的举人，实行不同的考试方式，有牒试、帘试、附试、同文馆试、锁厅试、比试、拍试、刑法试等。

各级考试的考试程式逐步完备。如省试，在开考前数日，考官全部同时进入贡院，开始进行考试准备工作，在考试期间不得私自外出或会见亲友，称锁院。举人向贡院交纳试纸和家状，加盖官印。在考场内，举人按座位榜对号入座，座位上标明举人姓名；官府刻印试题及注解，分发举人，举人纳卷后，封弥院负责密封试卷卷头，亦即将举人姓名、乡贯糊住，或截去卷头，编成字号；誊录院负责誊写出试卷副本，对读所校勘副本使无脱误。考官根据副本批分定等，再送复考官及知举官复审并最后决定名次。

省试时，朝廷委派权知贡举一员，主持该次考试。为分割事权，又委派权同知贡举二至三员协助。另外，选派贡院监门官数员，巡察院门，谨视出入；编排试卷官、封弥卷首官各数员，负责编排试卷字号、密封卷头及考官所定等第；誊录官、对读官各数员，负责誊写和核对该卷副本；每五百名举人又设点检试卷官一员，按课题（经义、诗、赋、论、策）分房考校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参详官负责复查点检试卷官所定等第和批分。殿试时，增派详定官数员，负责详审初考和复考官所定试卷等第。

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科士人，通称“举人”。举人登科便授官，不再称举人，应试不合格则须再次应举。举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钱米的特权；曾赴省试的举人，可以赎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举人殿试合格，按五甲授予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身分。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殿试放榜，举行唱名仪式，皇帝临殿，由知举官依照甲次、名次宣唤中第举人姓名，当殿授予出身，并各赐绿袍、笏、靴等。新及第人选日期集，赴闻喜宴，编同年小录等。

宋代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除严禁有“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外，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只要文章合格，就可录取。每次殿试录取的举人总数，比唐代礼部试要多十倍左右，大多数举人出身于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还有部分工、商子弟，世代官宦的子弟居于少数。

朝廷还禁止及第举人与知举官结成“座主”或“师门”与“门生”的关系，防止考官为非作歹，与举人结成朋党；禁止台阁近臣在知举官入贡院前，“公荐”自己所熟悉的士人，或“嘱请”知举官录取某一举人；禁止举人在试场夹带文字、暗传经义或点烛等，严防作弊。

宋代科举制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均由此途选拔出来，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朱瑞熙）

辽金元 辽王朝取得燕云十六州以后，即曾在汉人聚居区开科取士。圣宗统和六年（988）起，辽政府参照唐、宋之制，逐渐将科试制度化。科目以词赋为主。考试分乡试（州县试，中式者称乡荐）、府试（中式者称府解）、省试（礼部试），亦尝用殿试之制。在推行科举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过取数人；后来逐次增加，多至一百数十人。辽代后期三年一试基本成为定制。辽代政府禁止契丹人应试。但从西辽德宗耶律大石举天应五年（1115）进士一事可知，到辽末，上述禁令实际上已经废弛。

金代采取科举形式擢用汉士，始于灭辽之前。初无定数，亦无定期。天会六年（1128）定“南北选”制。辽朝旧土儒士试词赋，北宋旧土儒士试经义，分别称为“北选”和“南选”。未久又定三岁一试之制。考试分为乡试、府试和会试（礼部试）三级。金熙宗时，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时，增设殿试；并南、北选为一；并曾一度罢废经义科。章宗时取消乡试。府试地点，最初有三处，后来逐次增加为六处、九处、十处。取录进士人数，116O年后，每次都在五百人以上，最多时达到九百余人。取士科目除正科（即词赋和经义）外，还有制举、宏词科以及杂科（经童、律科、策试等）。此外还有武举。世宗时又设立女真进士科，以女真文字试策、诗，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之制，称“策论进士”。

元朝前期曾多次议行科举，但都未实行。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正式宣布恢复科举制度，次年即举行考试。此后每三年一次（至元年间曾停科两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全国共设十七个乡试科场，分布在京城、中书省直属行政区以及各行省的省治所在地。总共录取三百人，其中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七十五名。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定额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次月举行殿试，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各分三甲，赐进士及第（右、左榜各一人）、进士出身及同进士出身，并授以官职。考试时的命题答卷，基本上以程朱理学（见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依据。蒙古、色目人必须以汉文应试，但试题较汉人、南人为易。元朝科举所取录的人数和进士的地位，都要低于前代。

（姚大力）

明 明代选拔官吏，虽以岁贡、荐举、进士分为三途，但偏重进士。朱元璋即吴王位后不久，即下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1370）诏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四年，定三年一举。六年旋令罢去，改行荐举。十五年复设科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十八年廷试，擢一甲进士为翰林院修撰，二甲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进士入翰林自此始，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英宗天顺二年（1458）起，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进者，十居其九。

科试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廷试三级。

乡试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南、北直隶由京府，各省由布政司主持。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八月，故乡试亦称秋闱或秋试。凡国子学生员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入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由有司保举，均可应考。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俱不许应试。中式者为举人，其第一名通称解元。嘉靖五年（1526），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谓之副榜。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明初只两京乡试简派翰林官主考，各省则由教官充任。万历以后，始定翰林或科、部官派往。提调一人，在内学官，在外布政司官。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洪熙元年（1425）始有定额，其后渐增。隆庆、万历、天启、崇祯间，南北直隶增至一百三十名，他省无出百名者。（参见彩图插页第102页）

会试于乡试次年在京师举行，由礼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亦举行会试，称会试恩科。考期在二月，故会试亦称春闱或春试。各省举人均可应考。中式者为贡士，其第一名通称会元。永乐四年（1406）起，会试有副榜。正统后，中副榜者不参加廷试。举人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会试主考二人，初由礼部临期具奏，于翰林内钦命简任，天启二年（1622）后，以二辅臣典试，成为常例。同考初为八人，正德六年（1511）增至十七人，后增至二十人，其中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变。会试之额，初无定制。成化十一年（1475）后，定为三百名（题请及思诏加取者不在其中）。礼部会试考房，称礼闱。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洪熙元年，南人北人分房取中，名额有定，谓之南闱、北闱。宣德、正统间，又分南、北、中闱。南闱，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闱，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闱，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三闱取中的比例，南取一百六十五名，北取一百零五名，中取三十名，自弘治二年（1489）从宣德、正统间旧制起，除正德三年一度更动外，嗣后相沿不改。

廷试即殿试，紧接会试后举行。初为三月初一，后大都定为三月十五。会试中式者均可应考。以一、二、三甲为名次。一甲止三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第二、三甲各若干人，均赐进士出身，其第一名通称传胪。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廷试由皇帝主持，用翰林及朝臣文学之优者为读卷官，共阅对策，拟定名次。

乡试、会试均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后三日考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又三日考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四书》、《五经》所用注疏起初各有规定，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廷试只有一场，试策问。科试命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其文略仿宋经义，但必须以古人的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股一说始于明初，一说始于成化），通称制义。乡试、会试之所，亦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本人籍贯、年龄，所习本经，所司印记。文字中回避御名、庙号，不许自序门第。试卷弥封编号。

明代重文轻武，但亦始终设武科取士。初只有乡试、会试，崇祯四年（1631），始有殿试。弘治六年定武科六年举行一次，十七年改为三年一次。正德十四年规定，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五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子、午、卯、酉年乡试。嘉靖初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会试，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乡试、会试场期均固定为月之初九、十二、十五。万历三十八年（1610）规定会试之额，取中进士以百名为率。

此外，还有宗科。明代宗室旧无就试者。万历二十三年，郑世子载■请宗室得儒服应试，始诏奉国中尉以下可入试，辅国以上爵尊不得与。天启二年始开宗科，朱慎■成进士，崇祯四年朱统钸成进士，任庶吉士。

（杨祖希）

清清于顺治二年（1645）实行科举取士。其制既承明制，又有所发展，是科举制的最完备的形式，包括有文科、武科、制科和翻译科。

①文科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童试，为最初级的考试。清代的学校，和明代一样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总称童试。

经三级考试，录取的生员留州、县学者称州、县学生员，拨往府学者称府学生员。此外，清代的最高学府称为国子监。国子监的学生分为贡生和监生两大类。贡生和监生都要在监肄业，并由国子监的官员定期进行考核。每逢乡试之年，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生和监生，经国子监考试录科，即可参加乡试。各府、州、县学的生员，则参加学政主持的科试。凡名列一、二等及三等之大省前十名，中、小省前五名，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他三等的生员或因故未参加科试的生员以及在籍的监生、贡生，在乡试之年的七月，可以参加学政主持的录科考试；录科未取或未参加科试、录科的生员，还可以参加一次录遗与大收的考试，考试及格，也可参加乡试。

乡试，三年一科。亦分正科、恩科，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为主考，由皇帝选派。乡试除直隶不派考官，参加顺天乡试之外，其他各省都在省城举行。

乡试沿明制，例于秋八月举行，考试分三场，初九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考试内容，虽以《四书》、《五经》为主，但在清中期以前，并不要求应试者遍治群经，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论题就曾专用《性理》，后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认为考生各治一经，于他经并不旁通博涉，非敦崇实学之道，分经阅卷，又容易产生弊端，决定从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科乡试开始，在五科之内，按《诗》、《书》、《易》、《礼记》、《春秋》的顺序轮流命题，考完《五经》；然后将第二场论题裁去，以《五经》各出一题，一并进行考试。此后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各省多少不一。如顺治二年时多者一百六十八名（顺天），少者四十名（贵州）。后来，各直省的乡试中额，有分有合，有增有减。中额者称为正榜，正榜之外，还有副榜。名列正榜者称举人，正榜第一名称解元。名列副榜的称副贡。副榜要取得举人资格，还必须在以后的乡试中取入正榜。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考试，称为礼闱。举人须经资格审查或复试，才能参加会试。会试的日期，清初定于二月，乾隆十年改为三月，此后成为定例。会试场次、考试内容等和乡试略同。会试主考官称为总裁，下有同考官，俱由礼部题请皇帝选派；一经宣布，立即前往贡院，不与外界往来，其职责等亦与乡试略同。会试中式，没有定额。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庚戌科。录取了四百零六名，最少的一次是乾隆己酉科，仅录取了九十六名。会试中式，称为贡士。前十名名次，由皇帝钦定，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在会试之后举行。清初是四月举行殿试；乾隆二十六年定于四月二十一日，从此成为定制。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每策包括三至五题。出题时严加保密。殿试对策以一日为限，试卷弥封后，收掌官用箱盛储送读卷官评阅。殿试策题，是以皇帝的名义发问，所以评阅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评阅完毕，以前十卷进呈，由皇帝亲定名次。皇帝亲定进呈十卷的甲第名次之后，由填榜官填榜。填榜后一日，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宣布殿试结果。王公百官和全体贡士届时参加。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参见彩图插页第125页）。传胪后，新进士还要在保和殿参加朝考。内容是论、疏、诗各一道，试题由皇帝亲命，当日交卷。朝考试卷，由阅卷大臣拟定一、二、三等进呈，前十卷的名次，亦由皇帝亲定。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按照清代的规定，一甲三人，在殿试揭晓后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他进士，则按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所得等第的数字，分别授以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至于在殿试、朝考时文字谬误或犯规的进士，则以知县归班，不予分发。进士是科举的终点，也是仕途的起点。在清代的政治舞台上，许多飞黄腾达的人物，均是进士出身。

清代文科，沿袭明代的制度，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专取《四书》、《五经》命题；由于题目来源不同，又分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这种用于科举考试的特殊文体，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内容方面，作者必须代圣人立言，不仅要依据《四书》、《五经》等儒家的经典，而且要遵守一定的注释。《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沈传；《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集说。后来，《春秋》改用《左传》本事，参用《公羊传》、《谷梁传》。在形式■方面，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或收结等部分组成。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部分，各有两股互相对应的文字，共有八股。八股文名称由此而来。全篇的字数也有一定。顺治二年规定：每篇限五百五十字。康熙二十年，增为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增至每篇七百字，违者不录。《四书》文和《五经》文，虽然同是八股文，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四书》文比《五经》文更为重要。八股取士，既禁锢人们思想，亦抑制科学文化发展，流弊甚大。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下诏改革科举：乡会二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程式。”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革命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于1905年9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结束（见清末“新政”）。

②武科考试。亦分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武童试，三年一次，于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它和文童试一样，先经县试、府试然后院试。武童考试分三场：头场马射，二场步射，三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武经》。合格者为武生。武生举优者，准予参加乡试；乡试亦三年一次，于十月举行，中式者称为武举人。次年九月，各省武举人会集北京进行会试，中式者称为武进士。武殿试，于会试后一月举行。先试中式武举人策题于太和殿，再于西苑（今中南海）试马、步射及弓、刀、石。由皇帝亲定甲第，再行传胪典礼。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分别称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传胪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

清代的武科，虽更加完备，但不过旧制相沿，对封建政治的影响远不如文科。光绪二十七年下令废武科。

③制科由皇帝特诏举行。

清代的制科，有博学宏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但是，孝廉方正科仅在皇帝即位之年举行，重在品德；保举经学和巡幸召试仅在个别地区和特定范围内偶一行之。人们常常谈到的，只不过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词科和光绪年间的经济特科而已。制科程序简单，一般由皇帝下诏开科，文武内外百科各举所知；被举者到京进行廷试，考试内容为制策或诗赋，然后从中择出合格者，分别授以官职。

④翻译科。是清统治者为八旗子弟特设的科目。有满洲翻译和蒙古翻译。满洲翻译，满洲、蒙古、汉军均可报考，蒙古翻译，则只限于蒙古人。所谓“翻译”，即将满文或蒙文的《四书》、《五经》中的一段文字译成汉文；或将汉文译成满文、蒙文，此科亦分童试、乡试、会试，然无殿试。乡试中额，初无一定。乾隆十三年规定：满洲翻译举人中三十三名，蒙古翻译举人中九名。后因应试

在古代一些有显赫家世的住宅上都会挂一块匾，那么是何人发明的有何意义呢？?

一般会根据祖上、家族的功业，拟定牌匾：

1. 李姓大族、士绅，一般会写“陇西世家”、“陇西士族”等，表示自己是陇西李家之后（李广、李世民都是这一支）；

2. 王姓，一般会写“三槐堂”、“三槐挺秀”等相关牌匾，王氏一般有太原王氏、琅琊王氏（王导、王羲之这家）。宋史·王旦传》内有“旦父佑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必槐升做有为三公者”一说，王氏后人即以三槐为典故，堂名取“三槐堂”，表示祖上风光，也希望后代人才辈出。

3. 有文化、有理想的士绅，会根据自己的铅衡理想拟定，如笑卖宋代三朝宰相韩琦回乡任相州知州时，在州署后院修建的一座堂舍。并据《汉书·项籍传》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故名“昼锦堂”。

4. 湖南乡村门匾：乡村人家会在门头写“犹龙第”、“登龙门”等牌匾，也是希望门第兴盛的意思。

5. 上犹客家门匾习：“衣冠南渡”的客家人把它作为崇尚祖训

、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传统带到南方，演变成现在的客家门匾。 如“版筑家风”（傅姓）、“太原传家”（王姓）、“紫荆传芳”（田姓）、“紫阳世泽”（朱姓）、“富春流芳”（严姓）、“四谏遗风”（余姓等）、“东观流徽”（黄姓）、“六印征祥”（凌姓）、“卧雪高风”（袁姓）、“夺席遗风”（戴姓）、“三省流芳”（曾姓）、“金玉家声”（傅姓）。

6. 还有更直接的，就是家中有人中过进士，就会挂“进士第”等门匾。

门神的来历，又谁，为什么是他们，谢谢了

这是一组颇为有趣的中国神仙图谱，其神族历史悠久，庞大浩繁，古今中外其他神仙难以抗衡。但古今神明成千上万，祠堂庙宇数不胜数，却从未见过专为门神兴建的庙宇，更没有传世经文介绍他们的功绩劳苦。门神，是享受不到香火供奉的神族。请回家，贴到府，风风雨雨，严寒酷暑，一年到头，从鲜艳夺目到破旧不堪，也不再有人呵护问津。

与今天不尽相同的是，古代张贴门神并非可有可无的应景凑趣，而是有相应的规矩和制度。按照清朝内务府规定，在每年新旧交替的时节，需把门神画装裱张挂40天左右，之后还要交给内务府收藏，悉心保管。门神不属于佛道儒三教，既没有获得官方认可，也未列入国家正式祭祀的行列，为何清代内府却为此制定出详细的规范？追溯根源，原来早在东汉时期就有类似宏锋的情形。在《汉官名轶》一书中可以看到官方的明文规定，敬奉门神的费用被列入单项支出，供品丰厚，价格不菲。

夏商周：远古门神曾有虎

古人为何如此重视门神，门神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要了解其原委，还要从古代对门的特殊看法说起。按照原始先民的迷信观念，自然界的狂风骤雨，疾病瘟疫，往往是一些恶神邪鬼在作祟。为获得安全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草或树枝编制成柴箔置于洞口，立一道实实在在的门，为自己辟出一片安全温暖的小天地。后因一扇门简陋，到公元瞎早前五世纪中国建筑格式已基本完备时，两扇可开可合的门出现了。古代风水学说形象地将家门比作人的口鼻息道，实与命运息息相关，绝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古时修造宅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立门。旧时木匠行中流传一句谚语：宁造十座坟，不上一道门，意指安门 立户的规矩和禁忌极多。除了务求手工严丝合缝，更要烧香焚纸，求神保佑门缝紧闭，防止恶神邪鬼潜入家中。

光有门缝紧闭还不够，恶神邪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安全起见，还需安抚鬼神以求其勿扰人间。在3000多年前商朝宫殿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掘出许多埋葬骨骸的深坑，尤其是在门口附近。其中以青年男性居多，旁边往往散落有矛、盾之类的武器。据推断，他们很可能是当时的卫兵，被当作牺牲献祭于当时的安门仪式：用鲜血来恐吓地下的鬼怪，或把活人供奉给凶神以期庇佑。这种仪式的作用与今天建筑奠基礼类似。随着文明的进步，血腥的门前杀戮仪式有所减少，更有巫术色彩的方式开始登场。在屋顶建造龙子雕像，檐下悬挂辟邪器物，门上绘制神兽画像，这不蔽神晌仅是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结构部件，更是精神上的安全保障。在时代的呼吁下，专职司掌门户的神祗诞生了。

“门神”二字，始见《礼记·丧服大记》。据郑玄著：“君释菜，礼门神也。”《礼记·月令》又载“孟秋之月其祀门。”礼记所载反应了秦以前的各种文明礼仪。当时帝王将相高于一切，所谓“门第者”，不仅高门大厦，更要在门上绘以图画。所画何物？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地官·师氏》记载，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师氏是周朝的官名，掌三德、三行，虎门即路寝门，也就是周天子每天办公理政的地方。在这么重要的地方画虎，除显示天子威严，威慑庶民百姓外，尚存有以虎防虫兽侵害的原始俗信之意。

汉 代：门神鼻祖为荼垒

从文献资料来看，周朝的门神画未必是两只作对称状，也未必构成美术欣赏价值，只是为“明勇猛于守”。实际上，周朝以来，从春秋战国到西汉，门神的形象更多是富有象征意义和抽象的，除秦时曾有铜人立于宫门之说外，都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出现。直到东汉以后，才有人格化的门神诞生。这便是最老资格的一对门神，神荼和郁垒兄弟俩。然而探究他们的起源，却是古代的辟邪象征器物。

荼是《诗经》中有记载一种草药名称。中药医典里说它味苦，药性清，有清痰疏导之功用。据古文献记载，门上挂荼草辟邪是夏代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民风。这或许是因为荼草有刺激性气味，使许多小虫敬而远之。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在门口悬挂荼草便能避免瘟疫，百病不侵。于是，人们在荼草前冠以神字，在东汉时期，演化为门神神荼。

另一位门神郁垒则有些怪异。据说它起源于一种其貌不扬的甲壳动物，螺蛳。有考证者认为，垒字是象形字，即取三只螺蛳放在地上的形状。如果说荼是一种百虫 不侵的神草，多少还有点被神化的理由，螺蛳相比之下就要逊色多了。不过，正是这其貌不扬的螺蛳，却引发一位古代杰出工程师的灵感。相传当年鲁班造好一座大门，紧合门缝后觉得开门关门很不方便，于是便打算着手完善。四下搜寻灵感之际，见水洼里有几颗螺蛳在觅食，一有风吹草动就钻进螺蛳壳，紧闭大门。它虽然身体柔软，关门的力量却很是惊人。鲁班因此大受启发，制造出第一对铺首，意在借用它关门严密的意思。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难考证，但借用螺蛳象征门户紧闭却由来已久。在商代某墓宫的遗址中，人们曾发现大量螺蛳壳深埋在大门附近。有研究认为这是用来保证墓门紧闭，墓室安全的一种防卫巫术。 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郁垒也是悬挂在门口的常见辟邪象征，具体形状是将螺壳穿成一串悬在门前。

夏代的神荼，商代的郁垒，周代的虎 门，在汉代遇到另一种辟邪风俗，给古老的器物带来变身成人的契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方》中，记载了当时在门上方插桃枝的驱鬼之法，更精致一些的则用桃木削成人偶悬在门前。桃木在古代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且大多都关乎门户。马王堆中就出土过数十个桃木人偶，专家认为它的作用是驱鬼辟邪，保佑墓主安居黄泉世界。这是西汉文献记载悬挂桃木风俗的实物证据。东汉的一则神话将这几样神奇的器物整合在一起，最终塑造出神荼、郁垒这对最老资格的门神形象。

相传这世间本是人鬼混杂，共居一处，人们因此饱受鬼怪侵扰，苦不堪言。于是黄帝挺身而出驱逐恶鬼，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他的方法是将人鬼分隔，人类居住于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大地中央，恶鬼则被放逐到山高谷深，草木不生的周边荒野。两个世界间仅有一条通道，位于度朔之山一棵遮天蔽日大桃树的东北处，供黄帝押送恶鬼之用。这条通道是恶鬼通向人间乐土的唯一通道，故被称作“鬼门关”。树下有神荼、郁垒二神日夜镇守，阅领万鬼。一旦有恶鬼妄图侵入人间，二神便立刻用苇索将其擒住，喂给饲养的两只猛虎。

这则神话首见于东汉学者王充的著作《论衡·订鬼》，引用了《山海经》里的故事。其后东汉诸书皆有记载，并增改了一些内容，如《重修纬书集成》中增加了桃树上金鸡啼日的情节；应劭的《风俗通义》则把神 荼与郁垒称作兄弟二人，但均万变不离其宗。

镇守鬼门的任务是如此艰巨，而黄帝对神荼郁垒又是如此信任。在民间门户上画上二神画像，把守家门镇鬼驱邪，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神荼、郁垒传奇的登神之路，堪称后世丰富多彩门神文化的开篇佳作。

两晋南北朝：武将门神添莲花

今日门神画中的神荼、郁垒大多是金盔金甲的造型。但从汉代流传下来的画像来看，当时二神却是手持苇索，宽袍大袖的布衣形象。那他们是何时穿上盔甲，化身武神的？这还要从两晋南北朝时说起。洛阳出土的北魏墓宫门神拓片，为我们展现了当时身穿精制盔甲的武将门神形象：身披叶纹重甲，胸前有两片圆形护镜，足蹬皂靴，左手持盾，右手持戟，高鼻方脸，环眉浓眼，短须猥张，威武非常。据考证，武将盔甲上的花纹装饰并非虚构，而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战斗装备，名唤明光铠。胸前两片护镜需用水磨工艺磨成镜面光亮。在实战中除护心之外，还能反射阳光，使敌人因目眩而失去战斗力。这 种铠甲极为昂贵，当时只有将军才准备配备。

令人颇为费解的是，这种盔甲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便已发明，那时神荼郁垒已大行其道，为何偏偏不见他们身穿盔甲的形象呢？有人猜测，这或许东汉和之后人们更津津乐道于突出鬼怪气息，认为只有古朴怪异形象的神仙作门神才够威力；而北魏时期的拓跋氏人更为务实，在那烽火连年，兵荒马乱的时期，古代神仙太过飘渺，还是武器精良的将军更实在，更能给自己带来真真正正的安全感。

但光有精良装备还远远不够，神本应超凡脱俗，才能博人信赖。自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北魏时期已蔚为可观，佛教的诸多元素渗透到本土艺术，为古老的门神增添了全新的法力。

从北魏到北齐，历代帝王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以天王、力士的形象雕在门口作门神，保位诸佛菩萨。这些石雕画刻造型华丽优美， 无不显现当时丹青高手和专业工匠所能达到的高超艺术水平。

佛教本来并无“门神”一说，只有护法神，是低于佛、菩萨、罗汉的一类神。按佛经记载，护法神个个身怀绝技，武艺超群，职责是保卫诸佛菩萨。他们很多是一度流浪江湖的鬼怪妖精，可自从听过佛祖讲经之后，大受感化，大彻大悟，发誓要献身佛教。他们最爱听人诵读经文，善男信女不论身份高低，只要虔诚诵经，护法神便会下降凡尘环绕左右，保护他不受侵害。

佛教护法神身份的引入，为门神这种古老文化带来全新的内涵。在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后期墓门壁画中，两名武将顶盔贯甲，仗剑守门，神气十足，人物上方有凌空的飞天舞姿，已是带有佛教影响的门神画。而在上文提到的明光铠将军门神画上，将军身前莲花填满画面，更是为其平添了一丝佛教的神圣色彩。这是首度出现在门神画中的佛教造型元素。

唐代：文臣武将多花样

到了唐代，佛教艺术形式上更趋汉化，寺庙和塔上的门神画花样颇多，而且有些是出自名家手笔，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都有记载长安和洛阳寺塔上的门神画家与内容。大门上要画珠珞压发，足踏妖怪的药叉(神荼郁垒)，旁边还往往有一对绣衣长裙，拱手相对的仕女门神，这是大门有武士，内室有仙女的门神画格局之初始。此外，厨房门上要画“神擎美食”，库房门上也要画上“手擎天德瓶，口泻诸珍宝”的门画。按说佛教本是弃家修行，一无所有，何须门神守卫？此类题材的门神画，已消解了释迦牟尼舍弃王位而成佛的本义，滋生的却是美食、金银珠宝泻入仓库之类的凡尘思想。

但最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两位将军门神的角色分派上。北魏时期的将军门神，呈左右镜像对称，几乎完全相同的，都是须发竖立，虎视眈眈的形象，而唐代的门神则是一披甲缨盔的武将与簪冠朝服的文臣，一个性情暴烈，一个温文尔雅，仿照的是皇帝御前文臣武将分班站立的情景。这种格局是唐代门神画的一大创新，从审美上趣味，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使画面富有韵律感，更加丰富耐看。

不过在唐代都城，自家大门的式样并不能随心所欲。政府对此有严格的规定，大红色是很尊贵的颜色，即使王公贵族之家也需经过皇帝恩准后方可使用，否则便会引来杀身之祸。黄色是宰相府邸大门的专用色。至于普通百姓的家门，一律只需漆成黑色。门上的彩绘装饰也有等级规定，用什么图形，用几种颜色，像现代各种色彩斑斓，描金绘银的文臣武将画，是断然不敢贴上门去的。因此汉代流传下来的种种辟邪物在唐代仍然大行其道，桃木板仍承担着门前守卫的功能，而另一种神秘的画符也开始流行。

唐代传承汉代门上画虎之余又有所变化，即画虎时在虎额上书一字“聻”，谓“阴府鬼神之名，可息疟疠”。这一风俗始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它来自《旧汉仪》中记载：古代驱逐瘟疫有这几个角色参加，“桃人，苇索，沧耳，虎”。沧耳似乎为一种植物，由于汉书是竖排书写 的，段成式以为沧耳是上下结构，读音为渐。后人以讹传讹，又把沧字错写作渐字，这是一种说法。张续的《宣室志》则做出另一番解释：“裴渐隐居伊水，善洞视 鬼物。时有道士李君见于伊上，寄书博陵崔公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朵’。时朝野咸闻渐耳之说，而不审所谓，竟书其字于门，以辟祟疠。”如按张续所说，人 们误将制鬼的裴渐，错当做裴渐耳，竟将聻书在虎头上，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门神画。

古有神荼、郁垒二兄弟捉鬼喂虎，到唐代有增添了另一种捉鬼来吃的门神，钟馗，省去了喂虎的情节，从此出现了面貌丑恶之人守门捉鬼的门神画。初创作者乃大画家吴道子。钟馗本无其人，只因唐玄宗李隆基登游骊山，失眠卧病在床，梦中总有小鬼大呼小叫，苦不堪言。某日正懊恼之际，突见天降一大鬼，脚踩手撕将小鬼一一制服，后捉一小鬼大啖。唐玄宗连忙上前答谢，发现大鬼正是数日前在殿试中因相貌丑陋被取消录取资格，撞柱而死的丑陋书生钟馗。钟馗解释道：玉帝知道他的冤屈很是同情，委任他为阴阳两界捉鬼的专职斗篷官。 唐玄宗于是招来还价吴道子，告之其梦，请吴道子为其画像。吴道子“奉旨倘若有睹，立笔图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

以上记载始见宋沈括《梦溪笔谈》。从沈括文中得知：禁中旧有吴道子《钟馗》，卷首上唐人的题记。唐朝的《钟馗》是为了“岁暮驱除”，并告知天下。到了宋 代，不仅禁中岁暮雕版印刷，赐给朝官，而且民间也大量印卖，这便开创了所有门神中最为另类的一种。

不僧不道，不官不民，衣衫褴褛，状貌可怖，鬼气十足的钟馗，却为历代画家、画工所喜爱。尝试画钟馗的画家大都是刚正之士，或生活遭遇不平，与那些受压迫的民间画工一样，借钟馗誓除去天下妖孽之恨，画钟馗以泄愤懑之气。

宋 朝：赵云伍员登神位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混战割据的局面，人物生活得以安定，生产也渐渐好转，尤其是造纸、印刷术的发展，使门神画开始大量印刷，普及各地。孟元老在描写汴梁开封城内王公贵族与下层庶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中，为我们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都市生活。有场场爆满的书场剧场，有人满为患的茶楼酒店，有四时的新鲜瓜果，和盛行民间的种种年节风俗。“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旭……”说明在公元十世纪的中国，民间雕版印刷门神画已十分普遍，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

此时，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一手打造出一对本该风马牛不相及的门神组合：赵云和伍子胥。这两人一位是三国时的白马将军，一位是战国时惨死的忠臣，到底是怎么被放到一起做了门神？这还要从宋代说书人传讲的一则故事说起。

一次宋真宗在武庙里举行祭祀活动。有大臣奏本，说伍子胥曾经鞭打楚王的尸体，赵云也曾当众呵斥主公刘备的夫人，这都是大逆不道、欺君犯上的行径。两人在武庙里享受香火祭祀不很适宜。

宋真宗思索一番，说他们虽然有此过错，但也堪称一代英雄。作为一个折中的办法，将两人塑像移出，安放在武庙门口接受祭祀。这可能给当时汴梁的舆论界造成误导，以为皇帝加封他们两人为武庙的门神。民间开始纷纷效法，于是这两位本不相干的古代英雄，并肩携手进入了门神班底。

对汴梁的纸画店铺来说，年底的门神画是桩大买卖，潜在的市场是巨大的。理论上有多少人家就有多少院门，每扇门上都该有 一张门神画。当然这也只是画店老板的如意算盘，因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北宋商业发达，商铺林立，而绘画雕版费时费力，一旦开印，数量成千上万，万一卖不动，损失也着实不小。门神画的大众商品属性，使它成为反应宋代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要想成为畅销货，就要有最吸引人的卖点，需把握当 时流行的风向标。北宋靖康元年，汴梁居民宅院中流行一种特殊的将军门神，既不是神荼郁垒钟旭，也不是佛教里的护法天尊，而是北方宿敌金国的将军模样。当时 的文献记载：“门神多番养，戴虎头盔，而王宫之门，更以浑金饰之”。

这年正值靖康之变的前一年，边关频频告急，骁勇善战的金兵频频以少破多，重创宋军，战事进展正是汴梁市民关心的话题。这类金兵门神迎合时下百姓关注的焦点，所以销量极佳。多年后，一位南宋的有识之士回忆起当年这段不祥的预兆，唏嘘不已，谓之“虎头男子是虏，金饰更是金虏在门”，果然是亡国的预兆啊。

元代门神：酒坊新添四公子

元代统治者为蒙古族，所居穹庐毡帐，向无挂门神之风俗，谈及门神画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但元大都的酒坊很多，这与皇帝就是一大酒徒有关。酒坊通常装饰华丽的门神画，以招引那些贪杯好酒之徒。《析津志辑佚·风俗》描述道：“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以红漆阑干护之……间又画汉钟离、唐吕洞宾为门额……”四公子都是春秋战国贵族中轻财重义，饮酒好客之人，所以画在门首用红漆栏杆保护。而吕洞宾成仙后“三醉岳阳楼”，是一酒仙无疑。钟离权于酒肆遇吕洞宾，岂非酒客？元代建大都后，国内外商人到京贸易者无数，然识得汉字者寥寥，故不知大街上商家所售何物。以画四公子，吕洞宾汉钟离等神仙人物于门首、门额处，实为门神题材广增而又起广告作用之开山。

由于成吉思汗信奉全真教派，元代统治者颇为推崇道教，道观增多，山门塑神，效法佛寺，增添青龙、白虎二神像。青龙、白虎为“天之四灵以正四方”，青龙白虎一东一西，而道观庙门南向，故以二灵作门神。其二 神的名称可在明代的姚宗仪《常熟私志》中所见：“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又为白虎监兵神君”。至今山西洪洞一带元朝古道观山门左右，仍可见青龙白虎的门神壁画残迹。至于孟章与监兵神君的来源，可能于神荼、郁垒无异，都是人们拟定，无确实根据。

明代：历史名人充门神

明初，社会发展稳定，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之景象远胜前朝，绘制印刷方面也突飞猛进。当时，从皇宫大内到乡镇山村，每逢岁除人们无不用门神画来点缀年画，喜迎新春，不仅美化了百姓家门，增添民俗文化色彩，同时文学及其他艺术亦受其影响出现了以门神为题材的新作品。

明代门神画的一个特点就是古代名人走马上任，如前朝的赵云伍子胥，唐代药王孙思邈等，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秦琼与尉迟恭，可谓享誉全国，家喻户晓，堪称天下第一门神。明清年间 绘刻的年画中，依照《西游记》中尉迟恭、秦叔宝执金瓜钺斧，介胄整齐的装扮：“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他们为何变身门神？因为他们武功盖世，天下无敌，还是两人正好同朝为官，私交甚笃？要理清天下第一门神真实的来龙去脉，还需从唐太宗李世民在民间的特异形象说起。

唐太宗是一代明君， 不仅亲手打下江山，还开创了令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堪称英明皇帝的典范，但是在民间故事里，唐太宗的麻烦也最大。为了打天下，他杀了太多人，为了夺皇位，他甚至杀死自己的亲兄弟，还胁迫老父唐高祖退位，这些都有史书记载，无法敷衍。很多唐太宗的故事，都是由这道硬伤生发出来的。最早版本的故事，甚至在他去 世几十年后的武则天时代就已出现。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游地府写本，故事核心，旧事狠抓杀掉兄这块心病，又是面见阎王，又是被判官连连追问，最后他以皇位受命于天，和开创贞观盛世为万民造福作为交换，才被重新放回阳间免予治罪。这时唐代故事的梗概，尚无秦琼和尉迟恭作门神的说法。宋元时期的民间故事里，加入了秦琼和尉迟恭作门神的情节。

到明代的《三教九流搜神大全》，二位将军的故事变成了这样：唐太宗有一次得了怪病，夜里总梦见鬼魂在宫里 攀梁爬柱，抛砖弃瓦，搞得唐太宗多日不得安睡。眼见唐太宗面色晦暗，衣带渐宽，两位老臣自告奋勇，要为皇帝守夜站岗。老将值班，鬼魂惊怕，唐太宗才得以安眠。连续三日夜班之后，唐太宗念两位老臣年迈，心有不忍，遂请丹青高手细细绘制两位将军的画像，悬挂于寝宫门口。鬼魂见之不辨真假，从此不敢进门骚扰。

虽然唐太宗功过相抵，但在老百姓的观念里，杀兄弟胁父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无法开始的心结，于是这一代明君，在说书艺人的故事里往往成了备受良心折磨的皇帝，时时饱受冤魂侵扰，使他成为最需要保护的对象。而秦琼尉迟恭正好又有过沙场救主的荣耀经历，这使得宫门捉鬼救主的故事更具说服力。

另一个选中他们的原因，还在于门神画艺术内在规律。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一个性情暴烈，一个温厚斯文，这是唐以来就形成的经典范式。史上的尉迟恭是来自西域的胡人，所以脸如锅底，蒜鼻大口，竖眉豹眼，满脸胡须的黑脸将军非他莫属。秦琼在真实历史上的为人评价不佳，倒是在隋唐演义等小说里，他性格宽厚温和，颇像刘备，白脸将军，果真合适。

皇帝的故事总是能吸引听众，更何况是脆弱的皇帝。一位保守内心折磨的一代明君，两位青史传名的开国元勋，一文一武，一黑一白的绝佳拍档。秦琼尉迟恭当选最佳门神的传奇历程，堪称造神运动的又一经典。

明代戏曲之中多有关于门神的题 材。如杂剧《闹门神》中，作者借用新年换门神的民俗。剧情大意十分简单，新门神到任，旧门神却不肯让位，钟旭、灶君、和合、紫姑等诸神多方劝告，最后还得请出九天监察使，方才将旧门神遣走。喜剧一方面讽刺了那些任期已满却贪图权势不肯让贤的官儿，一方面也反映了门神画每年都被扯碎满地，踹化成灰，是没有什么神灵可言。门神至此，可谓威名扫地，祭祀门户的习俗，也渐渐无闻了。

清代：门神也要赶潮流

清兵入关后，太宗皇太极积极吸收汉文化，至康熙皇帝时，宫中岁时俗例皆沿袭明制。清代是民间美术的繁荣时期，体现在木板门神画方面，就是门神画坊多，产量高，品种多。清代门神画已不见神荼郁垒二兄弟，皆以历史小说人物为主，形式也非同以往只画将军手持金瓜钺斧呆板对立。据刘继兴考证，民间供奉的门神还有《封神演义》中的燃灯道人、赵公明，东周的孙膑庞涓，西汉的萧何韩信，东汉的姚期马武，晋代之温峤，大唐开国元勋神箭手谢映登和金兰之友王伯当，北宋孟良焦赞，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水浒传》里的李逵花荣、解珍解宝、吕方郭盛。以上历史小说人物皆成对作门神，都是同一朝代并有相应的故事情节。此外还出现了女将作门神的情景，如刘金定(《三下南唐鼓词》)、穆桂英、秦良玉等等。

门神在全国各地各有不同，如河南人所供奉的门神为三国时期蜀国的赵云和马超。河北人供奉的门神是马超，马岱哥俩，冀西北则供奉薛仁贵和盖苏。陕西人供奉孙膑和庞涓，黄三太和杨香武。而汉中一带张贴的多是孟良，焦赞这两条莽汉子。最有趣的是京北密云一带供奉的门神竟是夫妻二人----杨宗保与穆桂英。

清代中期以后，戏剧的发达为门神画提供了强大的内容支持。那个年代，戏剧是最高级的艺术，而戏剧名角也如今日的影视明星一般，受到诸多粉丝追捧。门神画艺术为不落人后，也加入了这场特殊时尚追逐。其时的画店往往高薪聘请著名画师，专门留神京城各大戏院。一旦有名家上演新戏，立刻将精彩场面绘制下来，送回画店即可开印。不消数日，人们便可在市面上买到最新式样的戏剧门神画，其运作流程很像今日的娱乐新闻报道。所以清末福察敦祟于《燕京岁时记》中说：“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 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之门神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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