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是谁发明的（高昌是怎么灭亡的）

本篇百科问答的知识要给大家谈谈高昌是谁发明的，以及高昌是怎么灭亡的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学习有所帮助。

文章目录：

• 1、隋唐时期的科技成就，说明隋唐文化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地位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 2、你能否查阅资料或浏览相关网站揭开敦煌壁画千年不褪色之谜？
• 3、关于“丝绸之路”的问题。急用！！在明天之前回答的有100分！！
• 4、剪纸是谁发明的
• 5、我国的蒸馏酒及烧酒出现于哪个朝代
• 6、中国酒的历史，源自哪里，有何发展？

隋唐时期的科技成就，说明隋唐文化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地位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隋朝运河开通后，南北经济贯通，取得迅速发展。唐朝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周围国家（中东、印度、日本、南亚等）民族纷纷归附大唐，与之交好，向其纳贡，好不威风。

所以说是唐朝当时世界上的大国。

再说第一问。

隋唐科技成对我国文化历史贡献巨大。

农具、数学、天文、科技的发展为劳动力提供便利条件。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国。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教育完善奠定基础。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高超的建筑水平

隋唐的建筑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尤其在桥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修建的石拱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叫赵州桥。赵州桥设计非常科学，由五拱构成。中间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它既可减轻大拱及桥基的负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拱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赵州桥坚固耐用，桥面平缓，有利于交通。赵州桥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距今约1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历经洪水、地震、风化，至今仍然坚固的屹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出现无疑是由于设计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诗赞颂安济桥“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蜇背磨空”；元代刘百熙有诗赞“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诗人祝万祉赞美安济桥“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实不过誉。

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难得一现的秀美风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无数国内外旅客观光旅游。

2．唐都长安和大明宫含元殿

它东西约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长约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旧城面积的十倍。长安城规模庞大，“长安百万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市、坊分开，东西对称，城内街道、住宅规划得有如棋盘，全城街道整齐宽直，树木成行，两边有排水设施；这些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唐太宗时开始修建让纳。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以及阅兵、献俘等主要仪式，都是在此殿举行，其性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面积也基本相当。

雄伟的含元殿建筑群，充分显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建筑工匠和设计师们的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前，人们用手抄书，这既费时耗力，又易出错。到隋唐时人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什么是雕版印刷术呢？

2．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现在所看到的《金刚经》，长约488厘米。卷首为佛像画，后为经文。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画面精美，线条流畅，字体整齐，浑朴厚重，着墨均匀，刀法纯熟，是优美的版画艺术。

即这部《金刚经》是一个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为他父母祈福消灾而刻印的佛教经书。这样，这部《金刚经》是现存梁孝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但在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坦渣没，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著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著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像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今属四川)人。少年时家庭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发愤读书。曾两次从军西北，熟悉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陈子昂的诗，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北征契丹时所作。他在军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都不被采纳，怀才不遇，失意无聊，作此歌以表达深沉的忧愤。幽州台即蓟北楼，相传是战国燕昭王所筑。古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来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后生。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个人站在幽州台上，想着天地宇宙的古往今来，无穷无尽，再想到自己的孤独、壮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泪来。

孟浩然

孟浩然(约689—约740)，唐朝诗人。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四十岁游长安，应试不第。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隐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存诗近400首。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赞美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雪溪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高适

高适(706—765)，唐朝诗人。字达夫，渤海(今属河北)人。少贫寒，失意。后任节度使，熟悉军旅生活，作边塞诗著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相近，气势豪迈。

岑参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中年时曾两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虽未能得志，却使他的诗作题材空前开阔，风格大变。雄奇瑰丽的色彩，悲壮豪迈的风格，成为他边塞诗的基本色调。他的边塞诗既写军中生涯，又写大自然多变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石窟艺术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间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是宗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石窟寺逐渐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而发展成为融合建筑、雕塑、壁画、装饰等艺术的综合体。我国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精湛传神的技巧呈现出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发展清晰完整的脉络。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麓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随后，佛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崇佛的盛况也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石窟艺术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画、装饰等。敦煌莫高窟由于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而被誉为“艺术宝库”。它丰富的唐代遗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艺术的编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代过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则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敦煌壁画构图严密，色彩富丽，形象生动，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和勃勃生机。

展子虔和《游春图》

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他擅画人马、山水、台阁。相传他画人物描法细致，画马立者有走动之势，卧者呈起跃之状，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气概。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院绘佛教壁画。代表作《游春图》，描写贵族游春的情景，是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迹，而是后人的复制品)。这幅画上有宋徽宗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它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下，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湖波粼粼，山青柳绿。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面有桥。人物虽小如豆点，而动态一一可指。这幅画表现了画家对祖国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热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与山的比例适当，远近关系处理合适(两晋南北朝时的山水画往往“人大于山”，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这说明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萧翼赚兰亭图》

《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萧翼，唐太宗时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听说老僧辩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于是令萧翼前往取之。萧翼用计得到《兰亭序》，“意气扬扬，有全璧之喜”(《能改斋漫录·辩误》)，而老僧辩才则“张颐失色，有遗元珠之色”(《能改斋漫录》)。此画即反映了萧翼得《兰亭序》时的情景，他与辩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过后人对此画是否为阎立本的真迹争论较多。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工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三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书，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他的书法，以楷书为最佳。他的用笔，方圆兼备而劲险峭拔。由于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构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最便于初学。直到今天，欧体楷书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字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传说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职而死。他工书法，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立即召褚为侍书。唐太宗把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让他鉴定真伪，他一一分辨，无一误断，可见他是真懂王羲之书法的。《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北宋米芾《续书评》说：“虽临王帖，全是褚法”，在继承中独具个性，对后代书风影响很大。碑刻有《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大雁塔圣教序》等。

唐初三大书法家

指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说。则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可见他学褚能得形神。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他的书法得之于王羲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完全继承虞、欧笔法，而草书则是书法上的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由此可以想见他寄情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如醉如痴的狂态。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称“张颠”。但他的草书貌似颠狂而其实不颠。《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个性，而在书法上有了创新。他是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长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怀素勤于练字，秃笔成，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他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家。他“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千字文》等。

九部乐、十部乐

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是隋唐宴乐。宴乐在周朝时原不同于庙堂典礼所用的雅乐，一般指来自于民间的音乐。隋唐时期，宴乐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音乐成分而成九部乐、十部乐，为朝廷的庆典及宫廷的娱乐、宴饮服务。隋开皇初制定的九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到杨广时改国伎为西凉伎，并把清乐排列在首位，还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共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有所变动。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乐。这种宫廷乐舞的演奏，以其规模大小又可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们一般为宫廷的保留节目，如《秦王破阵乐》，就用以歌颂统治者的功绩，并显示国家的强大。

《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著名的宫廷乐舞之一，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即已流传于军中，即帝位后，由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伴奏音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宣扬皇帝的武舞，既是颂功，又是示威。《破阵乐》不愧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著名宫廷乐舞。相传最早由西凉节度使所献，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无论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绘：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流传数百年之久，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你能否查阅资料或浏览相关网站揭开敦煌壁画千年不褪色之谜？

一是颜料,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成分为进口宝石。二是环境,敦煌那里干旱少雨,湿度低,敦煌壁画基本是在密封状态,所以可以维持时间长点.到近代,情况不容乐观了...

敦煌壁画为何能保持千年不脱色？颜料从何处来？用什么工艺、矿物制成？多年来众说纷纭。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通过对敦煌壁画所使用的三十多种颜料进行科学分析后近日提出，中国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就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发明制作技能和化学工艺技术，敦煌壁画颜料主要来自进口宝石、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

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等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郑段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王进玉采用科学方法，将现代仪器分析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结合起来，以敦煌壁画常见的红、黄、绿、蓝、白、黑、褐等三十多种颜色为样品进行科学分析后提出上述观点。

据新华社今日报道，王进玉说，借助敦煌石窟的不同年代研究壁画颜料，不仅可以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铜绿、密陀僧、绛矾、云母粉作为颜料应用于绘画中的国家之一，而且表明中国古代的化学工艺技术和颜料制备技能在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

敦煌壁画的艺术特点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的国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内容之丰富、技术之精湛、保存之完好都是举世罕见的。

由于它产生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中段的关键地区敦煌，因而具有特殊的地理文化性质。这个地区曾经居住过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在境内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为中西使者、商贾、僧侣东来西去必经之地，因而敦煌自古便是“华戎所交”的都会，也是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具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的特点。但所有特色都包融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艺术体系之中而呈现出新的风彩。下面略述十大特色。

（一）石窟建筑的中国特色

佛教石窟始兴自印度，辗转传到西域。每传一地形制都有所变化，原来印度的毗诃罗（僧房）和支提（塔庙）都出现了新形式。传到敦煌，则离印度更远。敦煌最早的禅窟，其窄小的甬道与印度的廊柱大殿不能相比；两侧仅容一人结跏趺坐的小禅室，亦与谈拦印度起居室式大禅房相异，并完全模仿了库车苏巴什的禅窟形制，而且规模更小。北魏的中心柱窟与廊柱佛塔式大厅更不一样，它是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隧道窟在西域克孜尔逐渐演化而成的，北魏晚期发展成为中国多层楼阁式塔，绕塔观像的作用与支提略同，但后室有平綦顶、前厅是人字形、硬山顶，南北壁有汉式阙形龛。早期的石窟形制上便已增添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隋唐以后的倒斗顶殿堂，正壁开龛，顶悬华盖（藻井），有的窟中设佛坛，前有踏步，后有背屏，四面围栏，佛坛四面画壶门及伎乐、动物装饰，四壁画联屏。佛窟在世俗化过程中进一步模仿宫殿形式，中国特色更为浓厚。

（二）从印度飞天到中国飞仙

世界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飞神形象，希腊有安琪儿——臂长翅膀的儿童或少女；中国有羽人，臂长羽毛，奔腾于空，世称飞仙；印度有头顶圆光、身托云彩的飞天，也有双翼天使。敦煌飞天来自印度。当其进入龟兹石窟后变为圆脸、秀眼、身体短壮、姿态笨拙的形象，加上印度裸俗、波斯大巾、不乘云彩，形成了西域特殊风格。进入敦煌后，遂渐与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条丰脸型、长眉细眼、头顶圆髻、上身半裸、肩披大巾、头无圆光、风姿潇洒、云气流动，这就是敦煌式中国飞天。隋代帝王宠爱飞天，暗造机关令木制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启户，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1）A〕因而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特别是天宫，阁中的伎乐天也腾空而起，化为绕窟一周的伎乐飞天。

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2）A〕这就是中国飞仙（即飞天）典型的艺术形象。

（三）菩萨的女性化

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在印度石窟中人体比例、姿态动作、面部表情都比较写实而又合于理想；在男女性别上，特征分明，圣众中男女生理特征非常明显。男者面相丰圆、唇有胡须喊侍誉、肩宽腰壮、强健有力；女者脸圆、眼尖、眉长、唇厚、丰乳、细腰、大臀、跣足，有的男根女阴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

龟兹石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裸体像已大为减少。进入高昌地区，菩萨圣众性别大多不明，佛陀身后的天龙八部也多为同一形象，没有男女长幼之分，裸体形象已不存在。敦煌早期洞窟多半如此。一方面符合佛经的说法：佛国世界的圣众“非男非女”，同时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认为赤身裸体有伤风化，不文明不道德，故有意不表现男女生理特征。隋代以后，明显地出现了女性菩萨，面相丰润而妩媚，唇上虽然有绿须，胸前亦无乳房，但温静娴雅、姿态婀娜。故唐初高僧道宣说，造菩萨象：“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伎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3）A〕画家赵公佑形容菩萨像“妍柔姣好，奇衣宝眼，一如妇人”〔（4）A〕，感叹失掉了造菩萨像的目的。敦煌画师与中原一样，为了“取悦于众目”，菩萨像也女性化，世俗化了。

（四）供养人画像是中国特有的肖像画

在印度佛教石窟艺术中，还没有发现有纪年题记的供养人画像。在西域的龟兹石窟中出现了为数不多的供养人画像行列，但少有题铭。敦煌则不然，在最早的一组十六国晚期洞窟里便出现有供养人画像群或通壁画像行列，并有榜题，这与儒家的祖先崇拜有关。汉代已有为祖先画像之风，佛教功德主画像便与此结合成为最初的施主列像。西魏已形成一家一族的画像，唐代则发展为家庙，如贞观十六年的220窟，题名“翟家窟”，从道公翟思远到九世孙五代翟奉达“检家谱”〔（5）A〕共连续了280多年，翟奉达又画了他一家三代之像，十几代人一脉相承，岂非家庙？

五代98窟为曹议金功德窟，共画供养人169身，从曹氏家族内亲张议潮、索勋、外戚女婿于阗国王李圣天、回鹘公主等，还有节度使衙门大小官员及曹氏姻亲、曹氏家族祖宗三代、儿女、子婿等，按辈份依次排列，而且有一批等身大像，超身巨像，比佛、菩萨画更为显赫，而且依次排列绕窟一周，画像场面宏伟，似乎不是在供佛，而是供人，供奉曹氏家族，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中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特点。

（五）大乘经变的王国

大乘教在中国普遍流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因而如《法华经》、《华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弥勒经》等大乘主要经典都有经变。这里的经变是指一部经绘一幅画，本生故事，则一个故事一幅画，也可叫经变，但一幅大型经变却包含许多故事。这种经变，在佛教国家隋唐以前的佛教遗址中尚未发现过，中亚也没有，这是中国画师以佛经为依据独创的。据现存的画迹来看，北魏晚期在麦积山石窟里已出现巨型中国式西方净土变和维摩变。从敦煌说，一般晚于中原，始于隋，盛于唐，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弥勒变》、《维摩变》、《报恩经变》、《密严经变》……等二十几种，计1102幅，如加上本生故事，约有1350幅，堪称当今世界大乘经变之王国。特别是吐蕃时期以后，集各宗各派经变系于一窟，同时并存，各展风彩。这些经变是抽象佛经的具像化，在具像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中国式楼台亭阁、金碧辉煌的皇家宫苑和色调幽远的自然景色，在经变的艺术境界中，还蕴含着多层次的意境：宗教境界、政治境界、伦理道德境界等，充分体现了释、道、儒三家思想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特色。

（六）敦煌壁画是一座音乐舞蹈宝库

敦煌壁画中反映的舞与乐是联在一起的整体，舞是乐之形，乐是舞之声，它融合了各民族和各国舞乐的因素，它的多元性是很明显的。主要可分为三类：中原汉民族的舞乐，如清商乐、燕乐等；西域兄弟民族的舞乐，如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外国舞乐，如天竺乐及中亚波斯等国的舞乐。在河西走廊主要流行以龟兹乐与中原舞乐结合的《西凉乐》，其中包括敦煌乐。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艺术在敦煌的发展，天竺乐在西域和敦煌舞乐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壁画中的舞乐，分为两大类：即仙乐与俗乐。所谓仙乐即以佛国世界天人形象出现的舞乐，如早期洞窟里绕窟一周的天宫伎乐；唐代金碧辉煌的极乐世界里的大型舞乐场面，如220窟的胡旋舞、胡腾舞，217窟的柘技舞等。俗舞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营伎；宋国夫人图中的清商伎和百戏；嫁娶图中的六公舞等。仙乐中天人、菩萨的手式和姿态，都蕴含着印度舞蹈的流风余韵。但这一切都纳入唐代吸收融合、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中，形成了中国舞乐的庞大体系和优秀传统。

（七）敦煌石窟艺术与信仰思想

敦煌石窟艺术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艺术的内容、技法和风格，主要颂扬佛陀生平事迹和前生善行，宣传累世修行积累功德，因而萨王子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月光王施头千遍、须堵提割肉奉亲等悲剧性题材大为流行，宣扬舍己为众生的牺牲精神，最后才能成佛。

隋唐时代，全国统一，政治经济大发展，大乘经变一时蔚然兴起，《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净土变》、《阿弥陀净土变》、《法华经变》等一反早期悲惨气氛，而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当世死后即能成佛、念佛七日即可往生净土的思想代潜了漫长的累世修行才能成佛的旧观念，善男信女对佛的信仰思想发生了变化。大体有三种：一、超度亡灵。希望先亡父母、三世父母、七世父母神游净土永离三途；二、为活着的人祝愿。如“现在居誊位太安吉”、“见在老母合家子孙，无诸灾降”、“府主大王曹公保安”等。三、愿成佛者多笼统祝愿。“愿亡者神生净土”、“法界众生，同登正觉”、“一切众生，一时成佛”，特别是对现存者的祝愿。法华经普门品，观音经变及千手千眼观音变中，大量表现了口念观音名号，立刻解脱现实苦难的画面，而不是死后成佛。因而极乐世界图往往是人们作为对佛陀的供养，以求得解脱现实苦难的目的，进入极乐世界，成佛的希望是有的，但三等九级的等级制是很严格的，得之不易。

千年佛教信仰思想的变化，是受到儒家入世思想和现实思想影响的，是儒、佛思想结合的产物。

（八）中印壁画技法上的交流

敦煌壁画表现技法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敦煌汉晋墓画便是基础；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壁画制作方法大体相同，造型、线描、构图、赋彩、传神等表现技法，各具民族特色，这里不多谈，主要谈谈完全不同的两种立体感表现法。

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年久色变，肌肉变为灰黑，而白鼻梁，小字脸更为突出，这种晕染法在敦煌石窟流行了250多年。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这种方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才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

（九）释道儒三家思想大融合

敦煌艺术的开始时期，主要表现佛陀说法、释迦生平事迹——佛传故事、佛陀前生舍己救众生的善行——本生故事、佛陀渡化众生的事迹——因缘故事、还有静坐参禅的千佛。主要表现修持六度以成佛道的悲剧性静穆境界。

北魏晚期，壁画中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方士、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羽人、乌获等道家神仙的形象，出现了云气天花流动旋转，出现了动的境界，还出现了传自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菩萨以及身着大袍、脚登高头履的士大夫形象，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道家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

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南北朝时一位学者说得好：“释迦生中国，立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立教如释迦。”一语揭示了文化交流中的规律。

（十）中西石窟艺术交流的交汇点

公元前三世纪中，阿育王弘宣佛教，佛教艺术自印度兴起。公元一世纪时，希腊式佛教艺术出现于犍陀罗，并向各国传播。二世纪时从阿富汗传入新疆于阗，在南路的民丰汉墓中发现有汉代希腊式菩萨像和中国的龙图案，诺羌的寺院遗址中发现有须大本生故事画，与此同时在以龟兹为中心的北路，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巴米扬石窟一派艺术，当它与龟兹风土人情相结合后，就形成了龟兹特有的菱格故事画。但龟兹艺术中仍然包含着印度艺术成分、阿富汗特色和波斯影响，而更重要的是汉画因素，因而形成了多元型的西域风格。

高昌自晋以来一直是汉人政权，汉文化根深蒂固，西方传来的裸体艺术受到儒家思想的抵制，裸体人物、菩萨的性别特征被冲淡了，佛陀和圣众多变成了无性天人。绘画形式与中原汉画有更多关系，因而真正中西艺术交流的第一站是在这里。

传入敦煌后，一开始就赋予了更多的汉文化因素，如阙形龛、人字形窟顶、组画形式、笔意豪放等，但基本上仍然保持西域风格。北魏时期，人物形象汉化，连环画形式发展，虽然在风格上仍然保持着印度、波斯成分，但由于中原佛教艺术，特别是南朝艺术的西传，从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线描、赋彩、立体晕染到意境创造，都出现了明显的中原风格，把敦煌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推向高潮。同时形成了西域风格、中原风格交汇敦煌、同时并存的新局面。太和以后，中原风格的画幅还随着宋云、惠生传入西域，反馈于中亚和印度。事实证明敦煌石窟是中印、中西文化交流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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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等。

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一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手蚂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有时也简称为丝路。

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

目录

1 路线

1.1 东段

1.2 中段

1.3 西段

1.4 其他

2 历史发展

2.1 公元前1世纪以前

2.1.1 上古时期

2.1.2 最初的发展

2.1.3 小结

2.2 公元前1世纪到7世纪

2.2.1 张骞的西行

2.2.2 大规模的贸易

2.3 7世纪到12世纪

2.3.1 二度繁荣

2.3.2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2.4 12世纪以后

3 经济文化交流

3.1 商品交流

3.2 文化交流

3.2.1 中国古代技术西传

3.2.2 宗教思想交流

4 从西方到东方

5 参看

6 参考书目

7 外部链接

路线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

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汉代开辟）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汉代开辟）

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唐代开辟）

以下为丝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称（括号内为古地名）。

东段

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三线均从长安出发，到武威、张掖汇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北线：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路线最短，但沿途缺水、补给不易。

南线：从凤翔、天水、陇西、临夏、乐都、西宁至张掖，但路途漫长。

中线：从泾川转往平凉、会宁、兰州至武威，距离和补给均属适中。

参见

西安（长安）：须弥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

武威（凉州）

张掖（甘州）

酒泉（肃州）

敦煌（沙州）：莫高窟、榆林窟

公元10世纪时期北宋政府为绕开西夏的领土，开辟了从天水经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为宋以后一条新的商路。

参见

天水

西宁

伏俟城

索尔库里盆地（索尔库里）

中段

往返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内的诸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三线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镇（640年设立）多有分岔和支路。

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若羌（鄯善）、和田（于阗）、莎车等至葱岭。

阳关

若羌（鄯善）

且末

尼雅（精绝），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和田（于阗）

中道：起自玉门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罗布泊（楼兰）、吐鲁番（车师、高昌）、焉耆（尉犁）、库车（龟兹）、阿克苏（姑墨）、喀什（疏勒）到费尔干纳盆地（大宛）。

玉门关

楼兰（为鄯善所兼并，现属新差此疆若羌县）

吐鲁番（高昌）：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焉耆（尉犁）

库车（龟兹）：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

阿克苏（姑墨）

喀什（疏勒）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经哈密（伊吾）、吉木萨尔（庭州）、伊宁（伊犁），直到碎叶。

哈密，水道纵横盛产哈密瓜

乌鲁木齐虚薯迅，回文意思解作美丽的草原

伊宁（伊犁）

碎叶

西段

自葱岭以西直到欧洲的都是丝绸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的三线相接对应。其中经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线是在唐朝中期开辟。

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经过碎叶、怛罗斯、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

乌鲁木齐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

江布尔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城市）

托克玛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城市）

萨莱（俄罗斯）

萨克尔

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城市）

中线：自喀什起，走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喀什或喀什葛尔

白沙瓦：哈拉和林大道

喀布尔

巴米扬：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前往欧洲。

马什哈德（伊朗）

萨卜泽瓦尔

赫卡托姆皮洛斯（Hecatompylos，番兜，和椟，可能位于如今的伊朗达姆甘和沙赫鲁德之间。）

德黑兰

哈马丹

克尔曼沙汗

巴库拜（伊拉克）

巴格达

阿布哈里卜

费卢杰：沿幼发拉底河至阿列颇。

拉马迪

阿列颇（叙利亚）

大马士革

阿达纳（土耳其）

科尼亚

安条克

布尔萨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其他

此外还有，还有主要与南亚交流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沿海路行进的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发展

公元前1世纪以前

上古时期

大约是汉朝晚期的马塑像。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

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最初的发展

在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人们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依照晋人郭璞在《穆天子传》中的记载，前963年周穆王曾携带丝绸、金银的贵重品西行至里海沿岸，并将和田玉带回中国。虽然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没有定论，但是目前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中，确实出土了部分在这一时期的丝绸制品。

在中国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经济交流。《史记·赵世家》中记录了苏厉与赵惠文王的一段对话：“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苏厉用赵国通过对外贸易得到的财富威胁赵惠文王一段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人们相信，“昆山之玉”即为昆仑山下出产的软玉，而胡犬则是产自中亚、西亚的一个狗的品种。

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西域地区诸如鄯善、龟兹等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逐渐出现。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对中国的称呼。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交流。

青金石是在早期丝绸之路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之一，如今也是一种重要的宝石。不仅仅是丝绸，同时丝绸之路上另一件著名的商品，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青金石早在公元前31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著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约1000年后，青金石的贸易开始传入印度的哈拉帕（Harappa）。后来成为佛教七宝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时期，埃及人已经造出了船。

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著这条时候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著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已经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同时，这些前11世纪的丝绸究竟是中国养蚕技术所出现的丝绸，还是一个来自地中海沿岸或者中东的“荒野丝”，就是一个极有争议的话题了。

在一统巴比伦和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大流士一世（前521年至前485年）统治下，四处扩张的波斯建立了在中、西亚的地区强权。史料记载这位帝王喜爱爱琴海生产的鲜鱼和故乡帕提亚的水。为此大流士建立了一条连接安息帝国首都苏萨（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游流域）到小亚细亚以佛所和国土各地的“波斯御道”，这条仅由王室使用的皇道在沿线各段设立驿站，借助每个驿站的好马和驭手皇室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这条道第一时间送至首都，再将帝王的指令传播到波斯全国。依照皇道的效率，一位向大流士进献快信的人只需9天即可送至首都，而同样的距离对于普通人而言需要3个月。一方面安息利用这样一条遍及各地的古代国道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治，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这一地区的商贸活动。

在亚历山大建立他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犁轩”，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卷）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后，他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在前323年最终控制了埃及。希腊人开始积极促进小亚细亚、印度和东非之间通过希腊管辖的港口进行的贸易活动，在陆地上希腊人也一样在贸易领域非常活跃。这一时期欧亚之间的繁荣的经贸并不仅是希腊人的成就，地处阿拉伯半岛及中亚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那巴提斯人（前106年为罗马帝国所灭）为中亚的贸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幅兽皮壁画上的战士可能是希腊人，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后出现的西域士兵。推定作画年代为前3世纪—前2世纪。希腊人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帝国在中亚乃至更东方的扩张来打通并控制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帝国东部边境也许已经到达了大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如今中国新疆省的西部。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希腊人命其为“极东亚历山大城”，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处）。

接下来的300年间，希腊人保持了这个庞大帝国在亚洲的统治。塞琉古帝国（Seleucid，参见已不存在国家列表）的将领欧提德姆斯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继续沿着亚历山大过去的道路向西拓展。在大夏国王欧提德姆斯（前 230-200 年）执政时期国土达到极致：大夏控制的土地不仅超越了复次忽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侦察队在前200年左右已经到达过喀什，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一次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活动。古希腊历史学家[[en:Strabo|斯特雷波]曾这样评价这次行动“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国土拓展至塞里斯（中国）和弗林尼（Phryni）。”（参见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世纪中国》）。

小结

但这种交流不完全等同于公元前1世纪繁荣的的丝绸之路，也并没有持续下来。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斗，之间也在不断的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的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往往发生了直接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与联通大陆上各国的道路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而且同时连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西域地区小国林立，中亚地区也是战火纷飞。西域西北侧与中国北方又有强大的匈奴在侧，控制西域诸国，与周边民族和中国中原王朝争斗不止。经济文化的交流仅仅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内才能做到的。所以当时的东西方之间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文化上的交流更是相互隔绝。就连上古曾经存在过的贸易往来，这是也往往变成了传说和神话，残留在东西方人民的心中。

公元前1世纪到7世纪

张骞的西行

张骞出西域图（敦煌壁画）前2世纪，中国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力日渐强盛。第四代皇帝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场上，张蓦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尤其是汉朝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他由此推知从蜀地有路可通身毒、大夏。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一名堂邑父了。史书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前119年，张骞时任中郎将，又第二次出使西域，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

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变成了“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的强烈愿望。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

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大规模的贸易

古罗马Menade身着丝绸外衣，该壁画现存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后，加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远东中国倾国力向西拓展的机遇，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来是源源不断的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

罗马人很快就加入到这条商道中，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的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即便当时的罗马人相信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赛利斯人们（中国人）以从他们的树林中获取这种毛织品而闻名于世。他们将从树上摘下的丝绸浸泡在水中，再将白色的树叶一一梳落。（丝绸的）生产需要如此多的劳役，而它们又来自于地球的彼方，这令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陆街上炫耀。”（老普林尼，《博物学》）

那时，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这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著丝衣，而理由除了黄金外流以外则是丝织品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丝绸衣服，如果它的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们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丈夫、亲朋好友们对女性身体的了解深知不多于那些外国人所知道的”（Seneca the Younger，《雄辩集》，第一卷）

史料记载克利奥帕特拉，这位艳后也是一位丝绸爱好者。不仅仅是罗马人对来自东方的神奇玩意儿感兴趣。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也曾经被记载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并酷爱丝绸制品。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国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

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纪录。

然而，当中国进入东汉时代以后，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自汉哀帝以后的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内部纷争不断，后期车师与匈奴年年不断的战争更令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的中国政府为防止西域的动乱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剪纸是谁发明的

我国的民间剪纸手工艺术有它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国纸的发明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公元前6世纪），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剪纸艺术的出现的，老耐团但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却早在未出现纸时就已流行，即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甚至在树叶上剪刻纹样。《史记》中的剪桐封弟记述了西周初期成王用梧桐叶剪成“圭”赐其弟，封姬虞到唐为侯。战国时期就有用皮革镂花，（湖北江凌望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之一），银箔镂空刻花（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出土文物之一），都与剪纸同出一撤，他们的出现都为民间剪纸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国最早的剪纸作品发现，是在1967年我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古北朝墓群中，发现的两张团花剪纸，他们采用的是麻料纸，都是折叠型祭祀剪纸，他们的发现为我国的剪纸形成提供了实物佐证。 关于剪纸手工艺术的历史，即真正意义上的剪纸，应该从纸的出现开始。汉代纸的发明促使了剪纸的出现、发展与普及。纸张是一种很容易霉烂的材料，在我国东南部地区气候湿润，再加上当地每年五、六月的梅雨天，时间一长纸张制品就霉烂，而民间剪纸又是一种大众侍橘化的东西，人们不会象珍宝一样保存起来，搞坏了自己还可以再剪。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天干少雨，气候干燥，纸张也不易霉烂，这也可能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北朝剪纸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剪纸——纸花唐代剪纸已处于大发展时期，杜甫诗中有“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句子，以剪纸招魂的风俗当时就已流传民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剪纸均可看出当时剪纸手工艺术水平已极高，画面构图完整，表达一种天上人间的理想境界。唐代流行颉，其镂花木版纹亩或样具有剪纸特色，如现藏日本正仓院的“对羊”，其羊的纹样就是典型的剪纸手工艺术表现手法。唐代民间还出现了利用剪纸形式制作的漏版印花板，人们用厚纸雕刻成花版，将染料漏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 宋代造纸业成熟，纸品名目繁多，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如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于窗上的“窗花”，或用于灯彩、茶盏的装饰。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通过上釉、烧制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的镂花制版是用油纸板雕镂成纹，刮浆印花的花版纹样就是采用剪纸的技法，有阴、阳刻之分，长线要割断，以点分虚实。 明、清时期剪纸手工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民间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成再加工的。而更多的是我国民间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如门栈、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都是用来装饰门窗、房间的剪纸。除南宋以后出现的纸扎花样工匠外，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还是那些农村妇女。女红是我国传统女性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女红的必修技巧——剪纸，也就成了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手工艺。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重剪、画剪、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以至最后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 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犹如一株常春藤，古老而长青，它特有的普及性、实用性、审美性成为了符合民众心理需要的象征意义。

我国的蒸馏酒及烧酒出现于哪个朝代

我国的蒸馏酒及烧酒最早出现于夏代，由夏代第五个君王少康所发明。蒸馏酒是一种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各种酒精饮料，世界上著名的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都属于蒸馏酒。而烧酒就是指各种无色透明的蒸馏酒，也被叫做白酒。

我国的蒸馏酒及烧酒出现于哪个朝代

据《杜康造酒》所述，我国的酒，特别是烧酒(蒸馏酒)最早起源于夏代，当时的夏代第五分君王少康发明了烧斗稿酒，开启了人类用曲蘖的新纪元，也正因为如此，杜康被称为中国的酒祖、酒仙。但关于烧酒的起源说法较多，并不止这一种。银伏

也有一种说法是烧酒起源于唐代，唐太宗在破高昌国时，曾得到过西域进贡的蒸馏酒，唐代文献中有关于“唐破高昌始得其法”“用器承取滴露”的记载，这说明唐代已经出现了烧酒。并且，唐朝时期，我国西北和西南两大地区还出现了白酒蒸馏技术，这些在文献中都有记载。

蒸馏酒和烧酒的特点

蒸馏酒一般度数都比较高，属于烈性酒，并且杂质比较少，可以在常温下长期存放，一般可存放5-10年左右。烧酒就是各种透明无色的蒸馏酒，也叫做白酒，其锋销携完全由植物酿造而成，酒香浓郁，入口绵柔，口感醇厚。

中国酒的历史，源自哪里，有何发展？

酒的起源

酒的起源，我国古籍记载各不相同，一说源于轩辕黄帝，一 说始于禹时仪狄。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酒的起源是经历了一个从自然酒过渡到人工造酒的过程。

我们知道，凡是含有糖分的物质，如水果，蜂蜜、兽乳，很 容易受到自门然界中的燃敏发酵微生物的作用而产生酒。所以，不少人认为：最原始的酒，应该是由含糖水果自然发酵而成。这在古人 的笔记上屡见不鲜。众所周知的猿酒当是自然酒之一。

第一代人工饮料酒

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先进入游牧社会，然后再进入农业社会 的。人类最早的人工饮料酒的发明，则是游牧时代用兽乳酿造的乳酒。因为兽乳中含有乳糖，能自然发酵生成乙醇(酒精)。这种 乳酒，古称醴酪（《周礼、礼运篇》）。也就是说，第一代人工饮料酒，不添加任何糖化发酵剂，全靠自然形成。今日的内蒙，西 藏、青海等地的少壮民族，仍保留了这种兽乳制酒的习惯。这大约是距今7000到1万年以前的事。

第二代人工饮料酒(发酵酒)

我国回第二代人工饮料酒是加了糖化发酵剂来酿成的，又称人 工发酵酒(针对非蒸馏酒而言)，亦简称发酵酒。所加的糖化发酵剂，就是大家热悉的曲蘖。这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它又分为天然 曲蘖酿酒和人工曲蘖酿酒两个阶段。

　(1)天然曲蘖酿酒(第一阶段)

用天然曲蘖酿酒是第二代人工饮料酒的第一阶段。出现在农 业产生前后。我们祖先因认识到野生植物的淀粉种子可以充饥，便搜集贮藏以备冬用。诚然，农业社会出现以后，贮藏的谷物就更 多。由于当时保存的方法原始、粗放、条件差，谷物在贮藏过程中受潮发芽，长霉的现象比较普遍，吃剩的熟谷物也会发霉，这 些发芽长霉的谷物，形成了天然的曲蘖，遇到水以后，自然会发酵生成酒。为此，必然启示人们模拟。从而懂得和掌握了制造曲 蘖的方法，并用于酿酒。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曲蘖是不分家 的，是混合在一起的。《淮南子》提出：清酿美酒，始于耒耜。”也就是说酒源于农 业之初。

　(2)用曲作酒，用蘖作醴(第二阶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酿酒技术的进步。到了农耕时代的 中、晚期，曲蘖分为曲、蘖(谷芽)、黄衣曲(糖化用曲、酱曲、 豉曲)。于是，人类把用蘖酿制的“酒”称为醴，把用曲制作的酒 方称为酒。也就是说，第二代人工饮料酒发展的第二阶段，实现曲、蘖分家。

　 醴盛行于夏、商、周三代，秦以后逐渐被用曲酿造 的酒取代。至于曲蘖分家的具体时间，可能在阶级社会的商周时期。

为什么用蘖作醴的方法会被淘汰呢?正如明代末宋应星指出的 那样?“古来曲造酒，蘖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致失传，则并蘖法亦“亡”(《天工开物》)。从发酵原理来看，蘖(谷芽)是单边发 酵，在发酵过程中，仅起糖化作用；因此，醴中含乙醇量很低。而用曲制酒，则是边糖化边酒化的复式发酵，亦称双边发酵；所 以，酒中的乙醇含量较高。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判断，用曲制酒的方法，比用蘖制醴要先进得多，必然要淘汰用蘖作醴的方法。

中国是啤酒的发源地之一

啤酒是用麦芽酿造的。我国用蘖(谷芽)造酒(醴)的时间， 与巴比伦用麦芽造啤酒都同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已无法查考。可以肯定，巴比伦人因没有发明皮团枝创造出酿 制高度粮食酒的方法，保存了啤酒的生产方法。而中国，如前所述，发明了曲，淘汰了蘖这一方法。

粮食酒出现的年代

我们平时所指酒的起源，系指粮食酒的出现，也就是发酵酒 的出现。第二代人工饮料酒的出现，应在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 7000年。因为，这时人类社会已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原始社会，这 已从地下出土的大量饮酒、酿酒器皿中得到证实。

曲和发酵酒(第二代酒)的发展

曲是一种利用固体培养物保存微生物的好方法。在干燥条件 下，微生物处于休眠状态，活性容易保持不变。这种方法的原理，一直延用到今天。

曲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贡献，19世纪传入西 方，不仅改变了西方自古沿用麦芽糖化谷物，然后再加酵母菌发酵成酒的方法，还奠定了酒精工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曲给现代发酵工业和酶制剂或搜工业带来了深远影响。

根据殷墟的发掘，发现了用大缸酿酒的酿酒场所，其规模相 当可观，可以判断，酿酒技术已有较大的进步。史家记载的“纣为酒也、同船糟丘而牛饮者，3000馀人为辈”虽有夸张，确实反映了酿酒业的规模。

到了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建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酿酒业也有了更大的进步。不但设立了专门机构，指定专职官员来管理酒的生产，还制订了酿酒的工艺操作，这些都促进了酿酒技术的发展。

到了秦汉、酿酒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一是研究原 料，并进行分级；二是曲的品种迅速增加，仅汉初杨雄在《方言》，中就

记载了近10种。最初人类用的是散曲，至于大小曲出现的时间，一般认为大曲是秦汉以前，而小曲稍早，当在战国以前。

西汉的制酒方法是：“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酒六斛六斗。 其配方与今日黄酒的配方比例比较接近。

到了公元5世纪，北魏贾思勰在其编写的《齐民要术》中， 系统而又详尽地总结，记载了各种制曲的方法，酿酒的操作、工艺规范。这些技术很快传到朝鲜、日水、印度支那及南洋等国。 日本三大酒神庙之一的山松尾神社，就是公元701年由一个姓秦的中国酒师建造的。尔后北宋窦革的《酒谱》，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等都系统地 总结与记载了大量的制曲和酿酒的工艺方法，如酒坛内部涂蜡或漆；新酒必须杀菌，煮酒用松香，黄蜡作消泡剂； 榨酒用压板， 装坛酒应满；制曲原料不蒸也不煮，用生料，上次老曲涂在生 (新)曲外面(类似按种)等等，这些都说明酿酒技术上的进步和发展。

北宋的又一大进步是红曲的发现与应用。明代李时珍和宋应 星分别在《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以上所述的酒并不是蒸馏酒，全都是发酵酒，也称酿造酒，即属今日黄酒的范畴，放不赘述。

第三代人工饮料酒——蒸馏酒的出现(唐代)

蒸馏酒今多称为白酒，又叫烧酒。这是我们祖先为了提高酒 度，增加酒精含量，在长期酿酒实践的基础上，利用酒精与水沸点不同，蒸烤取酒的方法。蒸馏酒的出现，是酿酒史上一个划时 代的进步，是我国的第三代酒。对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外学者都想弄清，至今仍在探索之中。大多数的西方学者认为，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蒸馏技术和蒸馏酒的国家。因为蒸馏技术与我国古代炼丹术有密切的关系，一旦掌握了蒸馏方法，必然 会运用到酒的蒸馏上。单就蒸馏技术来看，我国至迟应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便掌握了。那么，我国蒸馏酒的出现应在何时呢? 过去，由于受李时珍“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

保存了啤酒的生产方法。而中国，如前所述，发明了曲， (《本草 纲目》)的影响，不少同志误以为始于此。进而由此伴生了“烧酒西来说”，或曰“外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李时珍本人也不能自圆其说，他在这之后的葡萄酒条中写道：“有如烧酒者，有大毒。 ……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榨，取入甑蒸之，以器承滴 露，红色可爱，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唐破高昌 当在贞观14年(公元640年)，一唐一元，相差竞达六、七百年。为此，拟稍详叙干后。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已经否定了“蒸馏酒始于元朝”之 说。北宋田锡的《麴本草》中便记载了一种酒是经过反复二至三次的蒸馏而得到的美酒．度数较高，饮少量便醉。说明此时我国 已懂得蒸馏酒的制作方法。1163年南宋吴误的《丹房须知》上也记载了多种类型完善的蒸馏器。同期的张世南的《游宦纪闻》卷 五也记载了蒸馏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情况。1975年河北承德憾青龙县出土的一套

金代铜烧酒锅的年代．最迟不超过1161年。敦煌 壁画中的西夏酿酒蒸馏壁画也可证明，十世纪以前，即北宋以前，我国已出现了蒸馏酒，这己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如前所述、公元640年唐太宗时，我国新疆地区便会制作蒸馏 酒了；故“唐破高昌始得其法”，说明唐代已出现了烧酒。也就是说，我国在公元七世纪便有了蒸馏酒。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心芳先生在《曲蘖酿 酒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唐代可能出现蒸馏酒。这个判断不仅与前述的“唐破高昌始得其法”是相印证，而且大量的唐代文献也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诗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雍陶(805～?)亦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之名句。李肇的《国史补》也记 载有剑南之烧春等等。以上是从蒸馏酒的名称来看。从蒸馏工艺来看，唐开元年间(713～755)，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有“甄（蒸）气水”，“以气乘取”的记载。此外，近几年来出土的隋唐文物中，还出现了只有15～20毫升的小酒杯，如果没有烧酒，肯 定不会制作这么小的酒杯。

这些都充分说明，唐代不仅出现了蒸馏酒，而且比较普及。正如朱宝镛教授最近指出的那样：“西南地区可能先有烧酒，所以雍陶喝到了成都烧酒，连长安都不想去了。”（1981年《对外贸易》第四期）、

这个判断也是正确的。从已发现的文献记载来看，贵州少数 民旅彝族文献《西南彝志》第十五卷《播勒土司·论雄伟的十重宫殿》

在论述隋末唐初的这件事时曾说：“酿成纯米酒，如露水下降。”这就是简单的蒸馏酒工艺的记载。《西南彝志》的记载，与唐太宗破高昌时的“用器承取滴露”，《本草拾遗》和元代《饮膳正 要》的“用好酒蒸熬取露”等记载，恰相呼应。因此，唐代出现了蒸馏熬酒已无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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