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百科问答的知识要给大家谈谈微言是谁发明的,以及微言啥意思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学习有所帮助。
文章目录:
- 1、这么多文言文
- 2、它是记录_,_,_,的书,共_篇,是_家经典著作之一.将孔子和_家学派的另一创始人_合称为_?谢谢!
- 3、我们现在使用的音乐符号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 4、求汉代名士“董忡舒"的生平资料及历史贡献,谢谢回答。???????????????
这么多文言文
1. 为什么古人留下这么多文言文呢
这个问题多我来说比较专业。
现在流传下来的书,最正统的就是二十四史,还有民国初年的一部清史稿,即当下所说的能代表我国正统历史的“二十五史”。去图书馆看看,这二十五史没有意不适用白话文写的。民国初年有一个白话文运动,可以百度查下,也就是提倡大家说白话,也就是口头语,父亲不说父亲,说爸爸,这个意思。今天的白话文,和这个运动不无关系。
首先,先人并不是像书上记得那样,天天子乎者也不离口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官方话,比方说,宋代的官方话,大约就是今天的开封话。就相当于当下基于以北京为主的北方方言演化而来的普通话。但是,为什么史书里呈现出来的确实文言文呢?虽然我国最早在汉代就发明了造纸术,唐宋又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印刷术,但“成书”的成本之于正常百姓的生活,仍是比较昂贵的;这种传播的限制必然要求在有限的纸张上承载尽可能多的内容,而文言文则具备这样的优势。举个例子,白话文中的“你吃过了没有?”,用文言文“饭否”二个字就行了;同理,文言文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翻译成白话,看看得多少字。
其次,自孔子通过修订六经,给我国史学的编纂留下两个很重要的传统,一个是“春秋笔法”,一个是“微言大义”。微言大义,好理解,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其实这个不是太准确,但是好理解);春秋笔法,就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用委婉的文笔而不是直接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比方,死,于尊敬的人可用“薨”,于一般的不带感 *** 彩的人可用“亡”,于恨之入骨的人可用“死”,可以看出,不言喜憎,而好恶之情自露,效果是不一样的。用文言文著史书和这也有很大关系的。
综上,说古代没有白话文,日常生活讲文言是不对的,
2. 为什么有怎么多的古文
古人为什么写文章用文言文? 古人写文章为什么用文言文?这个问题在上学时一直纠缠着我。
直到上大学时,碰到一个同学,此人喜欢文雅,但性情浮躁,买了很多像《资治通鉴》、《古文观止》一类的书,却很少看,一次我问他:“你看了拦差这么所书,有何心得?” 此人回答道:“书没怎么懂,还是有所发现,你知道古人为什么写文章都有文言文吗” “不知道。” “古代纸贵,最开始用竹片,做起来麻烦,有钱人用丝绸,丝绸也很贵,后来发明了纸,但又经常洛阳纸贵,总之写文言文就是为了省纸。”
我听了,感觉挺有道理。 我对古代语言不熟悉,所以不敢乱说。
但是我想,口语与书面语肯定是存在差异的,这在今天的白话文也是一样的。当然古代的文言书面语(如果可以这样称的话)与古代文言口语肯定也不会例外。
我也不内行, 我甚至想象简槐皮商周春秋的古人老百姓说话的语法和现在农村也差不哪去, 只是方言区别而已, 就像北方人听不懂闽浙话一样。 如,史记货殖列传有句: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白起列传, 李信曰: 不过用二十万人; 王翦曰: 非六十万人不可。
听来和现代简直没区别 白话文的产生自然要求汉字简化: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原来一个字表达的意思先在必须要用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字表达了。原来写一个字时间现在必须要写两三个字。
如果我想写的和原来一样快就必须用更简洁的方式来表示汉字。“汉字拼音化”和“简化字”的出现毫不奇怪。
在下面这个5个W的例子可以看出白话文的bug及改革原因: 英语:what who when where why+how 白话文:什么、谁、什么时候、哪里、为什么+怎样 文言文:何、谁、何时、何地、为何+如何 在5个W的对比上,现代汉语在字节的节省程度上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相比都处於劣势。
世界上用4个音节来表达一个W只有现汉一家。“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的词真是世界最精华语言中的最糟粕。
3、总结——汉语“堕落”明御示意图: 语音减少→同音歧义产生→多音节词→现代汉语白话→简化汉字→或[汉字拼音化] 与其对应的三组变化: 《广韵》3671/3890→普通话1200 ↓ 古代文言/白话→现代汉语白话 ↓ 繁体字→简体字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及建国后的“文化大跃进”从宋《广韵》之后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些改革是宋朝之后汉语语音减少造成的矛盾的縂爆发。
3. 古人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言文啊
原因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
可以说“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压缩”格式。
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
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使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和用“书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它是记录_,_,_,的书,共_篇,是_家经典著作之一.将孔子和_家学派的另一创始人_合称为_?谢谢!
《论语》它是记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的书,共20篇,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将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另一创始人孟子合称为孔孟。
诸子百家:指先秦至汉初合学派的代表卖族人物及其代表著作。后用作当时各学派的总称。战国时已有“百家”之称。《荀子·解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汉书·艺文志》根据西汉刘歆《七略》,将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另在《诸子略》中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又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后概称“诸子百家”。
九流:亦称“九流十家”。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把先秦和汉初诸子思想总括为十家,即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农、杂、小说。除小说家,称“九流”。《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汉书·张衡传》“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李贤注:“九流,谓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六家:①先秦汉初的六个学派。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将先秦至汉初的各种学派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②唐代刘知几提出的六种史书体例。分《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编年,《国语》以国别,《史记》通古纪传,《汉书》断代纪传,合称六家。
儒家:孔子创立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学于六艺之中,留心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谓“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主张“为政以德”,重教化,轻刑罚,认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上)。孔子创设私学,周游列国,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从游者达三千人。当时即有“圣人”之称。战国时,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儒家分为八派,影响最大者为孟轲、荀况二派。孟轲,倡“性善”说,谓“仁义礼智”为人心所固有。主张“行仁政”,尊王道而贱霸道。其教育思想以“扩充”固有善性为基本观点,要求“反求诸己”,“深造”、“自得”。相信教育有方,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况集先秦诸子之大成,而以儒学为旨归。倡“性恶”说,认为礼义非天性御消,乃生于人为。政治上主张王霸结合,“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荀子·王制》)。教育上主张用礼义陶冶和改变人的本性,“化性而起伪”(《性恶》)。孟荀在教育观上存在重内发和重外塑的明显分歧,但都肯定环境与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礼记》中的《大学》与《学记》反映出战国末期孟、荀教育思想融合的趋势。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封建时代文化教育发展中遂居于主流和正统地位。汉代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引谶纬以阐发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封建大一统提供论据;以刘歆、马融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着意于名物训诂,重在经籍的考证。东汉末年,郑玄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从西汉开始,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典遂成为士子必读之书,人才选拔亦以儒学为依据。魏晋时期,王弼、何晏等以老庄之学解释儒学,倡为玄学,薄名教而任自然。宋明时期,学派林立,儒学在与佛、道思想交互影响中,产生了以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程朱重“道问学”,“居敬”、“穷理”;陆王重“尊德性”,“发明本心”;而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共同宗旨。他们所说的“天理中拆弊”即是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道德的最高准则。朱熹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著《四书集注》,元代开始用于科举考试,流行最广。清代有重“义理”的宋学,亦有重“考据”的汉学,在继承中又有所发展,后者更多少受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影响。近代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结合西学,阐发今文经学,为变法维新改革教育制度制造舆论。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又产生当代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
儒家八派:战国时期儒家分化而成的八个派别。又称“八儒”。《韩非子·显学》:“孔墨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子张即颛孙师,漆雕氏即漆雕开,为孔子弟子。子思即孔伋,孔子之孙。孟氏即孟轲,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孙氏即荀况(又称孙卿),长期讲学于稷下学宫。以上五派的代表人物是明确的。其余三派指谁,则尚难判定。颜氏,或曰当是颜渊。梁启超则说:“孔门颜氏有数人(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颜氏弟子共有八人),最著者为颜渊。然颜渊先孔子卒,是否有弟子传其学,无可考。此文颜氏之儒不知出谁何也。”(《饮冰室专集·韩非子〈显学篇〉释义》)。仲良氏亦无可考。或谓即陈良。《孟子·滕文公上》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乐正氏一说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一说指孟子弟子乐正克。八派中影响最大者为“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
八儒:见“儒家八派”。
孔孟:孔子与孟子的合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圣人”。孟子传孔子之道,在战国时期为儒家八派之一。他著有《孟子》七篇,以“圣人之徒”自命。西汉时开始尊崇儒学,《孟子》与《论语》一度列于学官,置博士。北魏《元昭墓志》已出现“孔孟”并称。至唐,韩愈攘斥佛老,叙儒学道统,称孔子上接尧、舜、禹、汤、文、武之传,孔子殁后,孟子独得其宗。宋代理学家,益推尊孟子,称“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朱熹《孟子叙说》引程子语)。朱熹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章句集注》,宋以后成为通行的教科书。官方评论说:“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义而为言也”(《皇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引康熙帝语)。“孔孟之道”由是成为儒学的代称。
我们现在使用的音乐符号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音乐符号是在乐谱里常用的符号,用以表达声音的不同特性,如音槐答高、时值、音量、表情记号以及演奏技巧的提示。音乐本质是善,而音符是垒起善城堡的积木。音符,是用以记录不同长短的音的进行的符号。音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符头、符干和符尾。
五线谱到17世纪逐步完善,18世纪开始定型而沿用至今。如小节线原用於文字谱,17世纪末被五线谱所采用;升降记号通用於18世纪,表情记号取有量记谱法;装饰音记号源於纽姆谱,17世纪系统化用於五线谱。
五线谱传入中国,最早见於文字记载的是1713年的《律吕贺盯正义》续编,书中记述了五线谱及音阶、唱名等铅拍慧。五线谱在中国逐步流传和使用,则於19世纪中叶以后随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及新学的兴办而有所推广。
求汉代名士“董忡舒"的生平资料及历史贡献,谢谢回答。???????????????
是董仲舒不是董忡舒!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哲学家。然而史书对于他的记述却很简单。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传文,不足400字。
董仲舒故里
关于董仲舒的故里,最早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称:“董仲舒,广川人也。”董仲舒存世之际,既有广川国,又有广川县。司马迁所说的广川是指广川国,还是广川县呢?东汉史学家斑彪在论《史记》时称,司马迁说指应为广川县,并非广川王国。即董仲舒为广川县人。明代嘉靖《枣强县志》载:汉世,枣强广川,离合废置,本为一也。据考,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枣强县东南部之一部,南部之一部,西部之一部,中部、东部、北部及今景县西南角与今故城县西北角。古汉之广川为今之枣强。董仲舒故里为今枣强县旧县村处,依据如下:
1, 近年来在旧县村发现“董氏宗祠”石刻门楣及其清代拓片,标记“祥符 丑重修”字样。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侍猛高公元1013年),重修即表示此前这里就存有:“董氏宗祠”。宗祠即家庙,乃族人祭祀先祖之所。
2, 明《冀州志》载:旧县村西有一座“四名老尺寺”,当地俗称“西大寺”。前身为董子当年讲学之所。河间国献王刘德为其所建。该寺毁于清代末,遗址尚存,凸出地面。遍地瓦砾。村民在此挖出陶制灯台,上写秉烛课徒,诲人不倦。为董仲舒当年讲学所用之物。
3, 董仲舒举家徒长安。故里董氏日渐徒亡。其故居董氏宗祠毁,后人于原址建董子祠。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重修,并雕董仲舒坐姿势石像,(高约2米)一尊奉与内,后伺宇毁,石像仍存。1982年为河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重修董子祠于原址,以保护石像。关于董仲舒石像置于后旧县村还有一段传说。称当年在西山雕刻石像完毕后,要运往董故庄村安放,但运至旧县村“忽重不可举,遂置之而去。”对此,故人异议。如董仲舒出生于董故庄村怎能将先祖石弃之他村。董故庄村距旧县二三里,千里迢迢运抵,近在咫尺九运不过去了吗?无道理吗?!
4, 《世说新语》记载:董仲舒有一位儿子名符起,被误为不孝而赶出家门,投奔于距旧县村四五里路的董仲舒好友王善有。董符起将王善有老人送终后,继续生活在此村。明《枣强县志》载,却有王善有此人。但无生平文字。因“善有”音同“寿”,侯此村改名王寿。后来演变为前王寿,后王寿二村。现两村95%为董姓。古时,前后王寿及周边的苏谷,朴庄等同宗董氏,聚于旧县村的“董氏宗祠”前祭祖。近代依然。王寿村至今存藏清代重修族谱,序称董仲舒为太始祖。
对于说“董故庄小学所占的三亩地就是董仲舒老家”之说,早知枣有异议。这一带唐宋时期的村落,尽淤埋于地下。西汉时代董故庄也难以存于地面。西汉旧县村曾为县治所,虽带又复为治所500年未变。至今地面凸出多多,瓦砾遍地。 怀疑旧县村与董故庄村本为一村,从旧县村分离而出。但在何年代呢?至今尚未发现证据。
董仲舒生平简介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董仲舒与胡毋生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以见之实施,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汉书》作段仲),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 “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著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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