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标是谁发明的（袖标是哪里）

admin 发明家 2023-05-04 19 0 袖标是谁发明的

baike.aiufida.com 小编在本篇文章中要讲解的知识是有关袖标是谁发明的和袖标是哪里的内容，详细请大家根据目录进行查阅。

文章目录：

1、松下幸之助是松下电器创始人，他生平有什么传奇的故事？
2、戈林的资料谁能告诉我
3、二战时德国的犹太人胳膊上的袖标的含义是什么？
4、迈克尔杰克逊的标志性特点有哪些
5、谁发明的队长袖标啊？？

松下幸之助是松下电器创始人，他生平有什么传奇的故事？

松下幸之助成长史

学徒磨炼

在幸之助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做大米投机生意失败了，家境逐渐落泊，连祖传的土肆斗地和房子都变卖了，全家搬出了和佐村的老宅，父亲开了一个木屐店维持生计，已经上中学四年级的大哥不得不辍学。两年后，木屐店倒闭了，幸之助的大哥、二哥、二姐也因流感而去世，全家陷入了困顿之中。尽管家境如此破败，幸之助依然还能上学，可见这个家庭对幸之助的关爱。

当松下幸之助读小学四年级时，他那在外打工的父亲来信，让幸之助到大阪当学徒。于是，年仅9岁而且初小尚未毕业的幸之助，于1904年11月来到大阪，开始在宫田火盆店中做小学徒。这种小店的学徒，什么杂务都得干。幸之助的主要工作是看孩子和磨火盆，他开始尝到劳作的艰辛，更感到少小离家的孤独。

真正的学徒生涯开始于自行车店。松下幸之助在火盆店只干了三个月，这个店就倒闭了。店老板有个朋友五代音吉，刚刚开了一家自行车店。好心的店老板推荐幸之助去了这个店。在这里，松下幸之助干了六年，奠定了他后来在商界大显身手的基础。尤其是老板娘的仁慈，对幸之助无形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有一次店内集体照像，而幸之助出去办事，由于客户的延误未能按时赶回来。照像师等不及，等幸之助回来，照像已经结束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照过像的少年来说，他对这件事看得很重，竟然哭起来。老板娘为了安慰他，专门带幸之助到照相馆去补拍。这件事使幸之助深受感动。直到老年，他还对这张同老板娘的合影十分珍爱，因为这是他学徒时期惟一的相片，也是他首次照像。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他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松下幸之助后来写的那些关于商业经营的文章可以看出，自行车店的学徒经历，养成了他后来提出管理哲学的基调。

松下幸之助的父亲，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尽管幸之助只是一个小学徒，但他父亲一方面出于对自己破产的内疚，另一方面出于对天灾人祸变故之后家中惟一男孩的期望，一直给幸之助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道理。告诉他，日本历史上的名人，最初都是从当仆人、当家臣开始的。按幸之助的回忆，他的父亲常常鼓励他：“会有出息的。从前的伟人，小时候都在别人家做工，下苦功夫。所以不要觉得辛酸，一定要忍耐……”在幸之助11岁时，他的姐姐看到弟弟过于辛苦，更重要的是辍学会造成文化上的不足，想让他上夜校补上辍学的遗憾。然而，学徒是无法上夜校的，因为学徒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从早上5点多起床打扫卫生，到晚上11点打烊关闭店门，学徒都不能离开。当时，姐姐工作的储蓄所要招募勤缺雹戚杂工，姐姐同母亲商议后，就想让幸之助来应募，白天干勤杂，晚上读夜校。然而，他父亲得知后断然拒绝了这种想法。这位倔犟的家长认定，只有当学徒才会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发迹。他要求幸之助不要改变志向，即便不识字，也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所以，幸之助后来感慨说，如果没有父亲指引道路，他就不会有今天。他虽然因辍学在知识上受到损失，然而却在经商实践的另一方面更早得到了开悟。

1910年，电能的应用给日本带来了光明的前景。大阪市开始开通电车。幸之助尽管只有17岁，但他看到了电气的未来。当时他单纯地认为，有了电车后，自行车的需求就会减少。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投身电气业。在他离开自行车店时，有一个很有意思伏陵的插曲。他以一个青年对未来的大胆想象，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电器上，求他的姐夫帮忙去刚刚成立不久的电灯公司工作。然而，自行车店的老板对幸之助那么好，使他又无法面对老板说出离开的理由。于是，幸之助采取了一个孩子气的做法—偷偷离开。可以想见，年轻的幸之助这时已经遇到了人生常见的矛盾。他对未来的幻想和信念，支持着自己的追求；而对老板的信任和关怀，又使他难以启齿告别。正是这种憧憬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无法割舍的丰富情感，成为后来松下事业的主旋律。

离开自行车店的松下幸之助，并未能立即到电灯公司上班。于是，他开始在姐夫工作的水泥厂打零工，干起了劳动强度非常大的搬运水泥。这三个月，他承受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的重体力活磨炼，使他对生活的艰辛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三个月后，他被招进电灯公司，成为一个室内布线的电工助手。幸之助以前受过的磨炼，使他很快就在这个行当脱颖而出。又是三个月之后，他由助手提升为工头。他后来的回忆中对此不无得意，强调这种提升属于特例。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工头和助手之间的距离，不亚于主人和仆人。比如说，干完工作，助手马上要给工头打水洗手，甚至工头的木屐坏了，也要交给助手去修理。日本这种独有的社会等级，给松下幸之助打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从被人吆三喝四的水泥搬运工，到颐指气使的电工工头，使幸之助从中既看到了日本企业经营的特色，又看到了其中蕴含的问题。到24岁时，他已经被提升为电灯公司的检查员，每天巡视十多个工作项目。但他对这种受到别人羡慕的监控工作没有多大热情，而是对自己的工作成就十分看重。自己安装的海水浴场彩灯，剧院中耀眼的照明设施，给幸之助带来了强烈的满足感。这个时候，他同井植梅野结婚了，也开始考虑独立创业了。

插座起家

在电灯公司的工作中，幸之助琢磨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灯头插座。凭借他的直觉，他深信这种插座有广泛的用途，但是遭到了上司的否定。于是，年轻气盛的幸之助辞了职，下决心自己打出一片新的天下。正是这一决定，使他没有停留在小发明的层次上，而是很快进入了经营实战。

松下幸之助的“下海”，完全靠的是对这个小发明的信念。他当时手头只有不到100元的积蓄，且单枪匹马。他向原来同事的朋友借了100元，招来了自己的内弟井植岁男，拉了几个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就在自己狭小的住处(长四张半榻榻米，宽两张榻榻米)开了个小作坊，开始实践自己的梦想。

万事开头难。幸之助有了灯头插座的设计，却没有实际制造过。一开始，他连灯头外壳的原料是什么都不清楚，经过多方请教好不容易才弄清了灯头的制作方法，用了4个月时间，总算制造出了产品。没有周转资金，他把能当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

然而，再好的发明，没有市场的承认也是白搭。拿出产品后，如何销售出去，给幸之助上了结结实实一课。他们拿上自己的灯头插座，到各个电器店去推销，很少有店家看好这种新产品，费尽口舌，走遍了大阪的店铺，只卖出去100多个，收入10元。初战受挫，使幸之助明白了经营的艰难。他只得让别人自谋生路，小作坊只剩下他和井植岁男两人。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松下幸之助一筹莫展时，他接到了一笔制作电风扇底座的订单，而且商家承诺只要做得好还会后续订货。松下和井植两人，开始没黑没明地赶做这个底座。这次终于成功了，一个月时间内，他们完成了首笔订单，赚了80多元利润。此后，持续做这种电风扇底座，使松下的生意慢慢有了发展。正是这种经历，给幸之助后来的经营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初出道的第一笔生意，使他明白了市场承认和用户满意的重要性。任何发明，哪怕发明家本人怎样呕心沥血，市场和用户不买账，就意味着没有生路。然而，灯头插座的努力也没有白花。没有插座的努力，就不可能带来电扇底座的订单。而电扇底座的收益，又盘活了灯头插座，使这一发明也真正投入生产并逐渐在市场上推广开来。

站住脚以后，松下幸之助开始计划“从事真正的电器设备的研究和生产”，靠卧室兼作坊不是长久之计。于是，1918年幸之助在大阪市租了一处房子，创立了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后来闻名天下的“松下产品”，就从这里启航。

这一制作所，靠灯头插座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业绩稳步发展。倾注了幸之助心血的灯头插座，以其质量取胜，终于得到了市场的承认。大阪的一家名为吉田的商店，还以3000元保证金来独家代理这一产品的销售。同时，产品也打进了东京市场。

在东京，幸之助又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这次考验来自商家的竞争。当松下的灯头插座开始在东京销售后，却遭遇到东京店家的抵制。同行是冤家，面对松下质量上乘的灯头插座，东京的店家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他们压价甩卖，试图把实力尚不雄厚的松下产品挤出市场。在东京店家的压力下，大阪的吉田商店解除了总代理合同。员工增加了，负债增加了，产能扩大了，销售却出问题了。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这都是令人头疼的。尤其是在东京，原来是由吉田商店一手总代理的，松下自己从来没有同东京的商家打过交道。对此，幸之助决定，自己到东京，拿着地图，一家一家找商家谈。为了节省经费和节省时间，坐夜班车到东京，奔波一天，再坐夜班车返回大阪。终于，幸之助渡过了这一难关。从这时起，他对经营中间的竞争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后来特别强调以质量竞争和以服务取胜，十分厌恶压价倾销和排斥同行的不正当竞争手段，都同这一经历有关。

到1922年，松下已经有4500元的结余，有了比较坚实的经营基础，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时，幸之助开起了顺风船，花了7000元建立新厂房。随着经营的扩大，幸之助开始开发新的产品，这就是使松下打出声望的自行车灯。1923年，幸之助用新型干电池灯来取代过去的煤油灯，制造出可使用30～50小时的弹头型自行车灯。价格只有三十几文钱，而用蜡烛一小时也要两文钱。松下深信这种车灯能够流行，但批发商并不看好。为了促销，他采取了一个商界前所未有的方法，把产品寄放在自行车店，开着灯演示，看看到底能亮多长时间，吸引了大量购买者。这样，先有了最终端的顾客需求，然后由自行车店发起订货，由于销路好，批发商反过来找松下订货。原来的销售顺序是“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顾客”，现在变成了“顾客→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由此，新的经营方式诞生了。

很快，松下又生产出了多用途的方形干电池灯。这种灯是松下的一个标志，从它开始，松下首次使用了National商标(这个商标一直在使用，但是，在松下产品出口过程中，National由于其“国家”的含义，许多国家拒绝为其注册。于是，松下又创立了面向国外的Panasonic商标。到2004年，松下统一品牌，出口市场一律采用Panasonic)。这次方形灯的宣传，松下采取了主动的实物示范方式。他采取的办法是免费向市场提供1万个试用样品。由于这种灯的电池是由东京的冈田电池公司提供的，于是，松下幸之助拜访了冈田，请求他免费提供1万个电池。他向冈田说明了情况，保证一年能够销售20万个电池。如果销量达不到20万个，就由松下支付这1万个电池的费用。到年终一盘点，全年销售了47万个。为此，冈田专程来到大阪，穿着非常庄重的带有徽章的和服，以礼金的形式送来了当初这1万个电池的定金并致谢。在冈田眼里，松下的这一举动，开创了电池经销史的新纪元。

随着松下业务的扩展，日本著名的银行住友银行有个姓伊藤的营业员慧眼独具，主动找上门来要为松下服务。对此，幸之助一开始持拒绝态度。因为松下一直同国立第十五银行打交道。十五银行也是日本五大银行之一，同松下合作得十分融洽，所以，幸之助不想同其他银行发生业务往来。但是，伊藤来过十多次，其热情让幸之助难以推脱。于是，幸之助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先决前提。他要求住友银行先答应，在任何情况下可以随时让松下无条件贷款2万元。对方起初十分为难，经过请示上层，住友总部提出，贷款的惯例是要有抵押，可以用松下的工厂设备和地产抵押作为贷款条件。幸之助在谈判中表示，以抵押为条件，说明还是没有对松下的信任。而松下认为，自己的声誉远比抵押物重要。住友银行最后答应了这个前提。于1926年达成了协议。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协议，使松下冥冥之中得到了天助。1927年，日本爆发银行危机，十五银行开始停止兑付。这时，幸之助想到了此前与住友的协议，而在金融业已经发生挤兑和停业的情况下，住友明确表示原来的协议有效，松下可以随时从住友无条件贷款。由此开始，松下把银行业务转移到了住友。在金融危机面前，松下和住友的信誉都经受住了考验。

1929年底，经济情况更为艰难。松下的产品销量减少了一半，库存猛增。几乎所有商家考虑的不是建新厂，而是建仓库。在这种局势下，多数企业开始裁员。日本员工待遇最好的钟纺公司，也开始降低工资。当时幸之助正在病中，公司的上层来同他商量裁员问题。幸之助经过认真考虑，提出了方案：工人一个不裁，工资一分不减，但产量减半，而且员工取消休假，全体动员从事销售，消化库存。用了两个月时间，库存消化完毕，生产恢复正常。经过这次事件，松下考验了自己的员工队伍，一种上下一心、全力以赴的风气逐渐形成。

产品、市场、经营网络、人力资源和商业信誉都具备了，松下到了扬帆远航的时候了。

重新起步和腾飞

1932年，松下幸之助对企业经营有了自己的领悟，提出了著名的“自来水哲学”。尽管松下已经有14年的发展，但到这一时刻，幸之助才真正认识了企业的历史地位。为了铭记住这一时刻，实现企业的使命，他决定，以1932年5月5日为松下公司的创业纪念日。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为松下公司制定了250年的目标，以25年为一个周期，分10期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理念上豁然开朗和现实中步步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进入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统制时期。松下的经营刚刚有所起色，就被卷入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中。二战期间，松下公司在政府要求下，停止民品生产并开始从事军品生产，先是为军方生产200吨的木船，后来又为军方生产木制飞机。造船刚刚进入规模，飞机刚刚生产出样品，日本就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进入了美国占领时期。战败不仅使日本军方拖欠松下的大笔款项一风吹了，而且使松下公司被美国占领当局列为清查对象。松下公司被指定为“财阀”，幸之助本人也被列入因制造军品的战争责任必须撤销职务的名单。经过数年的交涉，尤其是松下公司的工会发起了签名运动，向占领当局请愿，要求幸之助留任，才使松下公司半死不活地维持下来。

列入财阀意味着资产被冻结，撤职和留任的交涉则严重影响着经营活动的开展。所以，松下公司在战后的5年中，生产停滞，债台高筑，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幸之助做了他从来不愿意做但不得不做的事—大面积裁员，公司由1.5万人减少到3500人。

1950年起，伴随着日本的战后重建，松下公司开始重振旗鼓。为了使松下不再出现偏差，幸之助专程到美国考察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美国的发达和富有使幸之助感慨万分。比如，美国GE生产的收音机24美元，而工人日工资12美元。松下的收音机9000日元，而工人的月工资6000日元。美国人两天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个收音机，日本人需要一个半月的工资。一个纽约市的用电量，就相当于整个日本全国的用电量。在美国开了眼界，使幸之助从此极力赞扬美国式民主。从美国一返回，幸之助又开始主持与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合作，以引进技术来带动松下新的起飞。

在与飞利浦的引进与合资谈判中，飞利浦公司提出由松下支付6%的技术指导费。幸之助认为，引进技术支付技术指导费没错，但新公司是双方合资性质，拥有技术的飞利浦一方取得技术指导费，那么，从事经营的松下一方就应当取得经营指导费。最后，双方于1952年达成协议，飞利浦获得4.5%的技术指导费，松下获得3%的经营指导费。这在企业经营中开了先例，松下也获得了飞利浦的尊敬，更重要的是由此树立了经营管理与技术创新并重的理念。

在重视经营创造价值的同时，松下并不否定技术的作用。幸之助强调，要真正在技术上领先，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和独创。这种独创不仅仅是产品，而且是生产技艺和工作母机。于是，松下于1953年成立了中央研究所，设置了专门的机械制造厂，为自己的生产线开发最新的机器设备。

1956年以后，松下公司的经营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幸之助当时制定的计划是五年之内营业额翻四倍，由200亿增加到800亿(后来实际达到了1000亿)。1955年以后，松下的出口贸易快速增长。1961年，随着松下公司的发展，66岁的幸之助宣布辞去社长(总经理)，改任会长(董事长)，顺利完成了经营权的交接。

幸之助尽管交出了经营权，但并没有对公司撒手。3年后(1964年)松下的经营遇到了难关，日本企业明显表现出产能过剩，许多公司纷纷破产，松下公司也出现了积压和赤字。这时，幸之助再度出马，主持召开了松下代理商和营销商的恳谈会。这时他才发现，200多家松下的销售商，有170多家在亏损，恳谈会几乎变成了诉苦会。幸之助真诚地向与会者表示道歉，在取得互相谅解后探讨改善经营的方法。此后，他不顾69岁的高龄，暂时替代主管销售的营业部部长安川洋君，站到销售第一线，主持进行了松下的销售经营全盘改革。这次改革，使用户至上的服务思想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松下公司再次走到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前沿。

随着经营的好转和日本参加世贸组织(当时称关贸总协定)的承诺，1967年，日本实行了资本自由化。在这一局势面前，幸之助对松下公司提出了新的短期目标：消除浪费，创造繁荣，更新观念，再度创业，五年内在经营效益和员工工资上超过欧洲，赶上美国。到1971年，松下电器的工资果然实现了“超欧赶美”的预期。

致力于社会公益

1968年，松下公司举行了创业50周年庆典。从此开始，松下公司在做生意的同时，有意识地向承担社会责任方向发展。在幸之助的主持下，组建了以纪念明治维新志士为主题内容的灵山显彰会，松下公司还为“儿童交通事故预防基金”捐款50亿(分15年支付)。针对日本各地发展不平衡现象，松下公司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工厂布局措施，就是在发展不足、人口大量减少的欠发达地区设厂。尽管在欠发达地区(如鹿儿岛)设厂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却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971年，幸之助又担任了飞鸟保护财团的理事长(飞鸟文化是日本奈良著名的考古文化，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隋朝时期，财团是日本对基金会的称谓)，致力于历史遗产的保存和日本精神的传承。

1973年，80岁的松下幸之助下定决心，辞去会长一职，仅仅担任顾问。但他依然没有停止思考和社会活动，恰恰相反，他对社会事务更加关心，也对经营管理有了更多思考。在他辞去会长的同时，为“社会福利基金”捐赠了50亿元。1979年，他访问中国并向中国提出了中日合资建立电子企业的设想。1980年，幸之助设立了“松下政经塾”，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型人才。1983年，幸之助又担任了国际科学技术财团会长和21世纪协会会长。1988年，幸之助向国际科学技术财团赠送松下电器株式会社股份1000万股。大量捐赠、慈善、公益活动，几乎花费了这位老人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财力；关于企业经营、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思考，成为他这一时期著述的主题。1989年4月27日，松下幸之助逝世。

松下幸之助的事迹，得到了世界的关注。1958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就刊登了《发明家松下幸之助》的介绍，强调他不仅经商，而且从事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研究，用不同于普通经营者的眼光观察世界。1962年2月，松下幸之助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次年，他们夫妇参加了《时代》创刊40周年的庆祝仪式。1964年，《生活》杂志对幸之助进行了报道。这些杂志特别强调幸之助的思想家、人道主义者角色，认为他是兼具汽车大王福特和牧师作家霍雷肖•艾尔杰(Horatio

Alger，1932-1899，他写了大量穷小子变大富豪的励志小册子，销售量达2000万册)特色于一身的人物。

在日本，松下幸之助被尊为家电行业的领袖，一生获得的荣誉数不胜数，他先后获得日本的五次授勋(蓝绶宝章、二等旭日重光勋章、一等瑞宝勋章、一等旭日大勋章、一等旭日桐花大勋章)，获得荷兰、巴西、比利时、马来西亚、西班牙等国家的授勋或爵位。作为仅仅上过小学四年级的辍学生，他孜孜不倦地著述(多数是口述由别人整理)，写了大量明白浅显又富含哲理的文章。台北的名人出版事业公司编辑出版的《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达25卷之多(包括2卷访谈录，2卷学者评论)。由于他在经营之道上的不断探讨，1965年，松下幸之助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称号，1986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

松下幸之助的个人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学徒磨炼，使他养成了商人的基本品质。而经历过溺水、车祸等死里逃生的考验，经历过肺结核病的折磨，使他承受了多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磨难，由此而萌发出领袖群伦的宿命意识。

袖标是谁发明的（袖标是哪里）

戈林的资料谁能告诉我

作为二战之中颇有特色的一支部队,赫尔曼·戈林师的制服徽章也值得介绍一番。由于赫尔曼·戈林师隶属于空军,因此其官兵一般身着空军野战部队的制服,但装甲部队的制服却与国防军陆军装甲兵制服相同。同时,由于谊师的特殊地位,戈林师还拥有其他别的部队不曾使用过的专门制服。所以,戈林师的制服跟它在战争中的作用一样,多少有点显得不伦不类。研究戈林师这支部队的制服徽章,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警察制服时期

戈林师是在警察部队的基础上建立的。组建之初只有一个团的实力,当时被称为“戈林将军州警察团”(Landspolizeigruppe)。由于其与警察的渊源,因此很自然地身着州警察(Landspolizei,1935年之后州警察被国防军接管)制服。在还未更名为“戈林将军州警察团”之前,他们的名字经,历了“维克警察营”(PolizeiabeitlungWecke,因其指挥官名字而得名)、“维克特种警察团”(P.01i2eigruppeWecke zbV)、“维克特种-州警察团”(LandspolizeigrppeWeckezbV)几个阶段,此时其制服就是旧式的深蓝色普鲁士警察制服。但在1933年7月,其成为第一支换装新式绿色制服的部队,此系列的制服带有深褐色领章镶边和“警察绿”丝线。1933年12月,又引入了一种专门的袖标佩戴在左前臂上,这种袖标为深绿色底面,带有俄罗斯式镶边,上有L.P.G.GeneralGoring的哥特体文字。从此,这支部队开始正式以戈林元帅的名字命名。军士佩戴的袖标两边有银灰色丝线绣成的镶边,文字也是银灰色,而军官佩戴的袖标两边的镶边和文字则由银色丝线绣成。此外需要指出:当时他们的肩章和领章都是警察式的。

这个时期最有意思的是第1连佩戴的被称作“南十字”的徽章。当时第1连还被称作第1组,但是其人数只有100人,相当于一个连。此种徽章其实是一个佩戴在左前臂的黑边白底盾形袖章,袖章中央是一个黑色十字。白色十字将盾牌分成了四块,左上块为红色,上面散布着五颗白色的星星。该盾形徽章是为了纪念帝国时代在东非殖民地(位于南半球)工作的警察而设计的,第1连借用了这个徽章。当“戈林将军州警察团”转归空军指挥后,佩戴这个传统徽章的荣誉就由其他警察部队继承下来。

在“戈林将军誉巧州警察团”转属空军之后,全团有一段时间身着过渡性的制服。这种制服还是基于基本的绿色警察紧身上衣、裤子和大檐帽,但是在上衣右胸部位开始佩戴空军式样的展翅鹰国籍标志。而在大檐帽上面也加上了展翅鹰标志。在过渡性制服上面,上面提到的袖标被保留了下来。1936年3月23日,一道指令要求中止过渡性制服的使用。于是,“戈林将军团”的制服进入了空军制服时期。从那时起,戈林团(后来成为戈林师)的官兵就以蓝灰色底色配以白色兵种色和深蓝色袖标的空军制服为标志了。

空军制服时期

转入空军后,戈林团的基本制服是空军的蓝灰色便装。一般而言,这种便装裤子没有什么差别一一除了装甲兵,但上衣则有很多种,包括四个口袋的便服(Rock)、很受欢迎的飞行服(Fliegerbluse)和多用途的常服(Waffenrock)。帽子也多种多样,包括大檐帽(Schirmm U tze或Dienstm U tze,又称作鸭舌帽)、飞行员便帽(Fliegerm U tze)或者从1943年开始佩戴的通用野战帽(EinheitsfeldmUtze)。

军帽

空军部队的制式军帽是大檐帽,因此戈林师的人员也都佩戴大檐帽。军官的大檐帽带有蓝灰色的帽瓦和黑色安哥拉山羊毛织成的帽围带。有光泽的黑色帽舌通常由火山绒制成,并有皮革镶边。另外,军官大檐帽的帽带为银色双褶皱金属丝制式样,由两颗表面粗糙的银色扣子与帽子连接。士兵和军士大檐帽的式样基本一致,但是质量没有军官大檐帽那么好。其帽带由黑色皮革做成,由黑色的金属扣子与帽子连接。士兵的标准空军徽章由白色金数键属压制而成,而军官的则是用银色金属线绣成的。这些空军徽章包括帽顶上的展翅鹰国籍标志、展翅鹰下面帽带上的帽徽。帽徽由橡薯虚巧树叶环环绕,橡树叶环又由漂亮的飞翼图案支撑。戈林团士兵大檐帽的帽冠线缝处为白色的兵种色(Waffenfarbe)边线,而在帽围带的两边,也有同样的兵种色边线。普通军官大檐帽相同位置的边线是银色的,将军则为金色。军官和士兵的大檐帽还有夏季式样,其帽冠为白色,用于四月到九月间佩戴。

除大檐帽外,飞行员便帽也很受欢迎。这种帽子是一种蓝灰色带有可折起帽边的船形帽。一般而言,军官的帽边、顶边由银色花边编织而成,而更低军衔的帽边则没有这种花边。有记录显示,戈林师的人员曾经将飞行员便帽镶上了白色边线(尽管这种并非官方行为的做法非常少见)。国籍标志位于帽顶前方,军衔不同,编织的丝线也有白色和银色的区别。而帽徽则绣在帽边上面,当然,军官的帽徽同样是银色丝线织成的。

1943年,通用野战帽开始在德国务军种里面配发。这种帽子试图统一各个民事、军事、政治和警察组织的制式帽子。它以当时的滑雪帽和山地帽为基础加以改进的。此种野战帽的布质帽冠和帽边都很长,帽边可以从帽舌上方用两颗扣子系紧。在寒冷的天气里,帽边还可以解开放下,在下颚下方再扣上以御寒。空军版的通用野战帽主要用蓝灰色羊毛制成,军官的野战帽帽冠线缝处有银色滚边,而士兵则有戈林师独特的白色滚边。

服装

便服(Tuchrock):

早期戈林师使用最多的制服就是M1935型便服。这种便服有四个口袋,每个口袋有一个银色磨光的扣子,袋舌为直边式,但是军官私人定制的便服袋舌可能为扇形边,整套服装的质量也要好很多。M1935型便服的式样为单排纽扣开领翻袖式,所有军衔的戈林师成员的便服在右胸部位都有空军的“展翅鹰”国籍标志,根据军衔的不同,其织绣所用的丝线也有银色和白色的区别。军士的领章外沿都有1厘米的银色边线(Tresse),1944年1月,原先用金属丝线制成的这种边线被暗灰色人造丝线替代。

二战时德国的犹太人胳膊上的袖标的含义是什么？

在犹太人大粗斗洞屠杀期间纳粹使用一个黄色的大卫星来标志销隐犹太人。从1941年9月6日开始在所有德国占领区内6岁以上的犹太人必须佩带一个印有黄色大卫星，中间写有“Jude”（德语：犹太人）的袖章。在被占波兰犹太人必须带一个白色的，印有蓝色大卫星的袖章，此外他们衣服的前部和后部也必须带有类似的标志。在集中营被关押的犹太人也必须佩带类似的标志。

大卫星（即六芒星，又名大卫之盾、所罗门封印、犹太星），是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标志。以色列建国后将大卫星放在以色列国旗上，因此大卫星也成为了以色列的象征。

在拉比文件中没有任何提到大卫星的地方，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考古发掘发现在古代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有大卫星的记录（在大卫王后也没有这样的标记）。最早的大卫星是最近在意大利南部岩枯的一个犹太墓碑上发现的，它可能源于3世纪左右。最早的犹太文字对大卫星的记录来自于12世纪中。当时它是护身符上的一个图案。

在古代的关于魔术的书中五角星和其它星的符号常可见于带有犹太神的名字的护身符中。它们被用来防护发烧和其它疾病。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书籍中只有五角星，没有六角星。在巴黎保存的一部魔术书中列出了22个符号，在伦敦的一部书中12个符号组成一个圆圈，但其中即没有五角星也没有六角星，因此大卫星可能不是犹太、希腊的来源。这个符号可能是卡巴拉学派参照圣殿骑士团的符号发明的，卡巴拉学派将他们的十个圆圈放在大卫星中来作为护身符。

一部源于西班牙的1307年的手稿上有一颗大卫星。

在犹太大礼拜堂中大卫星可能装饰经匣，由于它的保护功能它也被称为大卫盾。大卫星本来也有可能作为礼拜堂的建筑装饰。在德国在一些大教堂上也有大卫星作为装饰。

1354年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为布拉格的犹太人制定了一面红色的旗帜，上面有大卫盾作为图案。15世纪时犹太人被匈牙利国王召见时的红旗上有两个金色的五角星。因此五角星过去可能也是犹太人常用的标志。一本1073年的手稿上就已经有五角星了。1460年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从匈牙利国王获得了一面红旗，上面有两个大卫星和两颗星。1512年在布拉格印刷的第一部犹太祈祷书的封面上有一颗很大的大卫星。1592年在布拉格的犹太人被允许建立一面自己的旗帜，上面有一颗大卫星。1648年为了表彰他们保护布拉格抵御瑞典人的功绩布拉格的犹太人再次被允许建造一面旗帜：红底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其中心是一颗瑞典星。

犹太传说将大卫星与所罗门王的印联系到一起。传说所罗门王有一个戒指可以使他指挥魔鬼和幽灵。另一个传说说这个标记与大卫王的盾有关。传说大卫王有一面保护他的盾。法国大革命后随着犹太人的解放他们选择大卫星作为自己的代表，就如十字是基督教的代表一样。今天大卫星被放在以色列的国旗上。

大卫星的形状是一颗六角星。在其它信仰中有类似的标志。在这些信仰中六角星的使用有可能比犹太人的使用还要早。今天在犹太文化尤其在神秘学中它被使用。在占星术中大卫星也是一个重要的符号。还有人认为它是象征大卫王诞生的星。

一些正统犹太教人士反对使用六角星因为这个符号与“魔力”和神秘学有联系。虽然如此大卫星依然是犹太传说和卡巴拉学派最重要的符号。一些非常保守的犹太学派反对使用大卫星因为它与犹太复国主义有联系。虽然如此，在全世界大多数礼拜堂的正面门上最显眼的地方今天有一颗大卫星。在欧洲近两百年来大卫星经常被用来放在犹太墓碑上。它早已成为犹太人万能的标志了。

其它用法

在美国国徽中，在鹰头的上部有一个由代表美国最初13个州的13个星所组成的一个六角星。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的标记，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标记是为了感谢海姆·所罗门（Haym Solomon）为美国独立战争所提供的慷慨资助加入的，有人甚至认为所罗门本人设计了这个国徽。

在一些基督教教堂的建筑中也有六角星作为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