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歌曲十四音是谁发明的(词体歌曲十四音是谁发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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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 1、十二音体系是谁发明的?
- 2、中国古典音乐起源
- 3、音乐里的1234567的发音是 谁发明的?
- 4、姜夔的词体歌曲现保存在哪
- 5、音乐里的“1234567”是谁发明的?
- 6、十二音律法的发明者——朱载
十二音体系是谁发明的?
十二音体系-现代派作曲手法之一。由奥地利作曲家勋柏格于1921年创立
中国古典音乐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音乐也同样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当我们的祖先由类人猿进化为人,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能够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活动:劳动和生殖中,随同工具的使用和语言的产生,就孕育了音乐。事实上,人的左、右脚行走,心脏和脉搏的跳动,就是最简单的节奏;而原始人单调的语言只要有高低的语调变化,也就蕴含了旋律的因素。在春秋时期,华夏大地百家争鸣的浪潮碰撞出璀璨的火化,而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一片荒蛮之中,中国音乐在迎接黎明曙光的时候,欧洲音乐还在漫漫长夜里徘徊。
在周朝时,政府部门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教学的课程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以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传是历代留传下来的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闱》,以及演述周武王伐纣战争活动全过程的《大武》。它们在周代被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其中特别是《大武》和被认为歌颂文德为主题的《大韵》,更被经常演出于天子大祭、礼学、养老等典仪中。象“羽舞”、“皇舞”、旌舞”等,是宫廷中的娱乐性小舞。
周代宫廷除乐舞之外,宫廷中另有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的大典乐歌,如颂、雅;以及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唱的房中乐,不用钟、磬,只用琴、瑟伴奏。这都体现了音乐已从原始的乐舞中分化了出来。周代宫廷中还有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的表演,说明了当时各民族风俗性的歌舞已有一定的交流。
从上述文献可以得知,周秦音乐文化是中国音乐高度发展的重要坐标。这一系列成就,还在于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约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的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但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的记载来看,变徵、变宫更多地是为丰富和装饰五声音阶所用,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当时还确立了十二律制。《国语?周语》中将十二律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单数各律称律,双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也常称“十二律吕”。十二律亦用三分损益法求得,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并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
于公元前211年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为适应政治上大一统和文化管理上一体化的需要,曾设有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刘邦建立的西汉政权,也扩大了乐府的机构和职能。当时政府非常重视民间俗乐,令乐府四出收集“赵、代、秦、楚之讴”,兼收并蓄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在广泛收集各地民歌的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改编,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收集的民歌计134首,另有可能附有乐谱的“周谣歌诗声曲折”及“河南周歌诗声曲折”各75篇。
在汉魏时期,宫廷引进了不少民间歌舞和百戏。其中有汉高祖命乐工向?人学来的以“猛锐”见称的《巴渝舞》;最初表演鸿门宴上“项庄舞剑,项伯以衣袖鬲之”保护汉高祖的故事,后演变成舞时用巾象征项伯衣袖的“巾舞”;由女性穿白色?布舞衣以长袖为舞的“白?舞”;以及手执?鼓,且歌且舞的“?舞”;舞者在盘鼓上及旁边歌舞的“盘舞”等等。百戏则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包括了如同现在舞龙灯等的“鱼龙曼延”,以及种种杂技魔术。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随同社会的动荡变异、民族迁移的交往扩大,外族、外域的音乐文化同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广泛交流,在音乐史上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中清商乐是秦汉传统音乐的余脉,曹魏政权始设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晋室东渡后,这些“中原旧曲”与南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是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朝民歌的歌词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题材远比南方民歌广泛,大多反映战争及人民的苦难,为北方的芜、鲜卑及汉族人创作。《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唱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北魏时鲜卑族统治者在宫中常命宫女歌唱“真人代歌”,又称“北歌”。“上述祖宗开墓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晨昏歌之”(《魏书?乐志》)。这种类似民族史诗的民歌用丝竹伴奏,也有用箫鼓的,是鼓吹乐的一种,梁陈时流行于南方,称之为“代北”。
隋唐时南北重新统一,社会安定及经济的繁荣,为音乐艺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统治者在文化上较少保守思想,广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兼容并蓄,更使音乐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诗歌被入乐演唱的著名歌曲中,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的《关山月》、杜甫的《清明》、刘禹锡的《竹枝歌》、王之焕的《凉州词》、王维的《阳关曲》、《陇头吟》、柳宗元的《渔翁》等。有的作为民歌在民间长期流传,有的则被琴家所吸收,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尤以王维为送一位西出阳关服役的友人而作的七言绝句《阳关曲》,因以情景交融手法抒写了依依惜别的哀怨情绪,成为当时及以后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一首歌曲。
宋代,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宋代同样是我国音乐与文学交融的重要历史阶段。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轫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寿祥、岳飞等。宋人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十四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明清时期,随手工业及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艺术的主要成份。自娱性的民歌小曲、民间歌舞音乐,以及带有商品性质的说唱、戏曲音乐,都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明代的卓柯月更将当时的民歌小曲同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称其“为我明一绝耳”(陈宏诸《寒夜录》)。正由于文人提高了对民间文艺的认识,收集民歌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如明代的冯梦龙就曾编订出版了《桂枝儿》和《山歌》两本民歌集子,搜集歌词800余首;清代先后刊出的民歌集子更达万余种,其中李调元所集的《粤风》还包括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
明清的民间歌舞也十分丰富,汉族的民间歌舞较为普遍的就有秧歌、花鼓、采茶、花灯、打连响、跑旱船、竹马灯等;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中则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锅庄、囊玛;苗族的跳月;侗族的玩山等繁多的种类。
在明清时期,京剧曲艺的发展也呈现了辉煌的历史阶段。
明代中叶以后长期争逐于传奇剧坛的,为弋、昆两腔。起源于江西弋阳的弋阳腔高亢挺拔,称高腔。它不用管弦,只以锣鼓伴奏,并采用民间常见的帮腔形式,为描写和渲染舞台环境气氛,加助人物内心活动的刻划等发挥了独特的戏剧性效果,而且因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山腔发源于江苏昆山,明嘉靖年前流传不广,后经魏良辅、张野塘等人改进,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北曲及南戏诸腔的长处,形成了“细腻水磨,一字数转,清柔婉折,圆润流畅”的新腔,新昆山腔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旋律创作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调与字调的谐和;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改革后的昆山腔成为“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全国性剧种,涌现了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众多名作。清代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对昆腔演唱成就进行了总结,是当时一部重要的戏曲声乐论著。清初以后,昆山腔因唱词过分雕凿,音乐典雅淡和,日益疏于群众而由盛趋衰,到嘉庆之后逐渐为乱弹所替代。
乱弹自明末已广泛流行于秦地,其声腔以陕、甘一带的秦腔为最早,因用梆子击拍,故又称“梆子腔”。梆子音乐创作板腔组合体系;曲调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并有表现不同情绪的“欢音”和“苦音”,唱白通俗,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而且引用了以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梆笛、月琴及锣鼓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剧目多为历史故事,因此很快得到传播。至清末,各地已产生了唱腔体制大致相同的梆子剧种,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其后的皮黄腔为乱弹的又一重要声腔。皮黄腔包括西皮和二黄两种腔调。前者起于湖北,是秦腔与当地汉调结合的产物,音调激越苍凉;后者产生于安徽,由当地吹腔发展而成,音调委婉温厚。清代中叶四大徽班进京后,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广泛吸收昆腔、秦腔等声腔的剧目、曲调、表演方法,并容纳民间曲调,创造了以西皮、二黄为主的新腔——皮黄腔,初步确立了京剧的格局。京剧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后陆续编演了《打渔杀家》、《李陵碑》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性和爱国主义倾向、更接近群众生活、适合时代要求的新剧目;皮黄音乐的曲调高亢朴实,不仅在板腔化结构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且解决了男女分腔问题,使各个行当在唱腔上各自都能得到较好的戏剧性发挥;同时,在伴奏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制,既有胡琴弦管等构成的“文场”,鼓板锣钹等构成的“武场”,也有两者组合相辅相成的“场面”,紧密配合演员的唱念做打。正因如此,京剧至清末已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剧种。皮黄腔也并列于梆子腔、高腔、昆腔,成为我国近现代新兴戏曲音乐的代表性声腔。
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至清末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清末民初,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辛亥革命后,他还曾主持二戏剧改良社,开展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时装新戏。
“五四”前后,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梅兰芳曾同王瑶卿等人,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在辛亥革命时即编演了《一缕麻》、《邓霞姑》等具有民主倾向的时装京剧,及《天女散花》、《洛神》等古装新戏;三十年代又先后编演了《木兰从军》、《生死恨》、《抗金兵》等赞颂民族气节,充满爱国热情的新戏;在唱腔上他也进行了新的发展创造,运腔演唱凝重流畅,脆亮甜润,宽圆兼备,具有雍容华贵的风格,世称“梅派”;此外他对京剧旦角的身段表演、伴奏乐队也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在1928年、1935年分别赴美国、苏联演出,是使京剧赢得国际声誉的第一人。梅兰芳无愧于继谭鑫培之后把京剧艺术推向更高峰的大师,他的代表作还有《宇宙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音乐里的1234567的发音是 谁发明的?
由法国的医生兼音乐理论家舒威以音乐教育为目的(Cheve, Emile-Joseph-Maurice 1804~1864)所创立,以阿拉伯数字中的1234567来代表音乐中的7个音。休止符则以0表示。
姜夔的词体歌曲现保存在哪
姜夔的词体歌曲现保存有十七首,这些作品都附带乐谱(工尺谱),这是仅见的宋代词乐曲谱,对于我们考证,了解宋代音乐的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音乐里的“1234567”是谁发明的?
所谓简谱,是指一种简易的记谱法。有字母简谱和数字简谱两种。一般所称的科谱,系指数字简谱。数字简谱以可动唱名法为基础,用1、2、3、4、5、6、7代表音阶中的7个基本音级,读音为do、re、mi、fa、sol、la、si,休止以O表示。每一个数字的时值名相当于五线谱的4分音符。数字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17世纪时法国天主教方济名会教士J·J·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唱家教歌曲。18世纪中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J·J·卢棱再加改进,大力倡导,并编入他的《音乐辞典》之中。19世纪,经过P·加兰、A·帕里斯和E·J·M·谢韦3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 19世纪末叶,简谱传到日本,再传入中国。1904年沈心工编著出版的《学校唱歌集》是中国最早自编的一本简谱歌集;之后逐步普及到各地的学校,30年代随着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简谱得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数字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17世纪时法国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J.J.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唱宗教歌曲,并著有《新的数字方法教唱宗教歌曲的试验》等书。18世纪中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J.-J.卢梭再加改进,大力倡导,并编入他的《音乐辞典》之中。19世纪,经过P.加兰、A.帕里斯和E.J.M.谢韦 3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简称为“谢韦记谱法”。 关于字母简谱,主要为美英等国所通用。其中如H.C.格洛弗首创,J.柯温完成的可动唱名法。它以d、r、m、f、s、l、t,7个字母作为基本音符,其中除第7音读作ti外,其余各音与数字简谱的读音一样。有关半音的记法:遇升高时一律加e,降低时一律加a,高八度在右上角标1,低八度在右下角标1。其时值及节拍则以纵线表示强拍,双点表示弱拍;横线表示延长,单点表示数音连结成一拍。 由于简谱的记法与中国的工尺谱(流行在中国民间的一种文字谱)相当接近,在中国简谱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是把简谱吸收的最好、最发扬光大的国家。而五线谱,通过教育体制,以西方为中心的音乐教育,已基本流行于各个国家,在院校里也是必修项目之一,它为世界音乐统一于一谱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简谱的发明者是李叔同。 上面说的太那个了,不通俗,反正记住1234567是什么,小节线|、休止符0、延长符——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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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音律法的发明者——朱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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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公元1536~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又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谥号端清。中国明代著名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历算家。
朱载是朱元璋的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朱载11岁的时候,被册封为郑王世子。
朱载从小就很喜欢音乐、数学,聪敏过人,“无师授,辄能累黍定黄钟,演为象法、算经、审律、制器,音协节和,妙有神解”。他曾经自述道:“余少嗜音律,长而益得其趣。”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候朱载刚满15岁。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皇族内部发生了争嫡夺爵的事件。原因是他的父亲得罪了皇帝,因而被削爵禁锢起来,王位被人夺去,朱载也被从王子降为平民。
从这时起的19个年头里,朱载并没什么怨愤之心,反而更加专心攻读,研究学问。并于公元1560年,写出了他的音乐处女作《瑟谱》,该作的署名即是“山阳酒狂仙客”,并自诩名号“狂生”,由此反映出一代音乐名匠纵情洒脱的潇洒性格。在这段岁月里,他还写了许多歌词,借古时圣人之口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腐败、昏暗的现实,他骂钱、骂势、骂各种能吃人的“鬼”,这些言行与他的名号非常相符。他在《醒世词》中曾这样写道“再休提无钱,再休提无权,一笔都勾断……种几亩薄田,栖茅屋半间,就是咱平生愿。”真可谓看破世事,安之若素。
否极泰来,公元1567年,新皇登基,大赦天下。朱载的父亲恢复王位,朱载也恢复世子爵位。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理应当由他接袭王位,然而,他从万历十九年到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这15年里7次上奏,要出让爵位,最后终获恩准。可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把王位让给了当年诬告他父亲的族亲。一个王子,如此高风亮节,无法不令人肃然起敬!他受难19年,让爵15年,是一个真正无求的人。
另外,朱载创建的十二平均律,在音律学史和物理学史上留下了永放光辉的一页,至今仍受到世界各国音乐界和物理学界学者们的称颂。
我国古代的音律虽然发展很早也还比较完善,但仍有很大的缺陷。朱载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前人的成就,明确地认识到解决十二律周而复始的问题,并且依靠传统的三分损益法是不可行的。于是他大胆放弃了三分损益法,他通过对各类乐器的大量实验,并反复计算,终于有了突破,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方法。
由此一来,任何音调在十二律后,频率正好是开始之音的倍数,即高八度或低八度,从而取得了十二律周而复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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