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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4大发明是什么？谁发明的。
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
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这些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万事万物的原有状态，其波及范围不限于某一局部地区，而是整个世界；其影响所及不是一时一世，而是持续千百年之久。
四大发明给我们带来什么？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自然不能不说古代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繁荣的标志和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近代文明的进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四大文明，也许人类社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这可不是中国人的自吹自擂，因为世界史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欧洲之后，给欧洲人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人类的整个进程。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他少说了一项。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产生了殖民地，印刷术变成了宣扬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
一个是火药，火药是我们发明的。火药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带来了我们的礼花，带来了我们的鞭炮。到今天为止火药在我们的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欧洲人利用火药技术制造了大炮，这就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用中国的火药烧了中国的圆明园。帝国腐朽了，文明衰落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发明了火药，却没有用自己的火药制造出强大威力的洋枪洋炮，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洋人的进攻，任凭他们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国土，我们不得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指南针，我们的郑和用指南针七下西洋，开拓了中华民族文化进军世界的先河。他们是传教士，中国人历来是善良的，我们下西洋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抢劫。但是我们的发明一旦被他们所使用，他们就造出了新的、更加灵巧的指南针，闯入我们的领海，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把大批的鸦片潜入到我们的民族之中，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东亚病夫”。
我们的印刷术，印刷术和造纸术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传到了欧洲以后，几百年以后才造福于社会，中华民族熊熊的火炬照亮了西方黑暗的中世纪，他们确实是受益匪浅的。他们的科技发达了，文艺复兴了，但是今天我们的造纸术又如何呢？我们的印刷术又如何呢？我们公司有一位对印刷比较精通的副总经理，他每天设计我们公司的产品，我国最好的印刷机叫“海德宝”，是我们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是现在最好的印刷机是“海德宝”，而四色彩印，精美印刷品，都是人家印的，最好的纸张是人家的，便宜、质量好。要什么纸？要二八铜版。要什么的？要进口的。纸张是我们发明的，但最好的机器都在人家手里，我们需要花多少钱？甚至现在连最好的油墨也是进口的，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四大发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永久的载入史册的荣耀，除此以外今天真正由此得到实惠的又是谁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了很多原始性的创新，也往往因为不能精益求精，发展迟缓，错过了时机，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大规模的产业化失之交臂。比如说中国人早就发明了阴阳八卦，但是没有由此引申发明出二进制技术法，计算机是由外国人发明的。郑和提出的“冷不自生”，这可谓是前无古人创造性的见解，非常了不起。但是由此导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却在1800年之后，由一个德国人正式提出来的。从冷的物体传入热的物体，不能无偿发生，我们没有得到规律性的经验。
有西亚病夫这个词吗？
没有西亚病夫这个词
东亚病夫的由来是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洋人尤其是日本鬼子对中华儿女的蔑称。
“东亚病夫”是西方人造出来耻笑中国人的吗
长期以来，我们以为“东亚病夫”是西方人刻意用来侮辱中国人体质的词，以至于在各种场合力图雪耻。从《精武门》等影视剧，到奥运会收获颇丰的金牌，我们使劲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不过，“东亚病夫”真是西方人造出来耻笑中国人的吗？
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杨瑞松认为，“东亚病夫”乃是中国人“ 自我东方化”的结果。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人出于偏见和某种需要，塑造出一个模糊地、含混的“神秘东方”，将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混在一块儿，然后肆意扭曲。所谓“自我东方化”，就是我们认同西方的看法，从西方那里借来概念，然后加工加料，自我丑化。
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转载伦敦某报一篇文章，次月被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转译成中文，标题为《中国实情》。文中首次提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但不是谈中国人身体素质不行，而是谈清朝官场腐败导致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失败。作者虽然说中国是“东方之病夫”，但本意不是侮辱中国，而是希望“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原来老外眼中的“病夫”是隐喻，意指中国的政治不行。
在西方，“病夫”是形容一个国家欲振乏力的惯用语，最初是指奥斯曼帝国曾经那么辉煌，到了近代却腐朽不堪。甲午战争令全世界很惊讶：大清帝国竟然斗不过小日本，而且一败涂地！于是西方人将原本形容土耳其的“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套用到中国身上，改成“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后来“病夫”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但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自己。
严复、梁启超经常用“病夫”来形容中国：政治不民主，甘于为奴，改革速度缓慢，官场积习太重，致使国家变成“东亚病夫”。严复曾提到鸦片和缠足影响身体健康，但他并未用“病夫”来形容国人的体质。后来严复引介社会达尔文主义，梁启超深受影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首次用“病夫”来形容国人的身体。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首先人种要好，而中国男子手无缚鸡之力，以文弱为美，还吸食鸦片，“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梁启超可能是首位将“病夫”与国人体质相勾连之人。鉴于他在中国舆论界的影响力，“病夫”从专指无力振兴的国家，逐渐指向身体孱弱的国民。谭嗣同曾言：“且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诸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国人体质成为突出的问题，推动了清末的天足运动和鸦片禁政。当时中国人编了很多故事，说西方人如何耻笑我们的身体，然后说西方人卖鸦片给我们，还骂我们是东亚病夫，这是“二次侮辱”。其实，与其说是西方人攻击我们，不如说是中国人自我刺激。
尽管当时中国破败不堪，被西方人瞧不起，但中国人总觉得有识之士会了解中国的潜力。我们认为拿破仑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着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奇怪的是，这句话似乎找不着出处。后来，杨瑞松查阅了英国《泰晤士报》的原始文献资料库，仅发现1936年有一条拿破仑与中国沉睡论相关的文献，但文中并未提及狮子。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也做了地毯式考察，发现所谓的拿破仑中国沉睡论并无确切文献证据，该说法可能是建立在19世纪一则谣传之上。
当时西方舆论界常说中国是睡着的巨人，但不是说中国醒来后会多厉害，而是说中国昏睡不醒，停滞不前。清末外交大臣曾纪泽用英文写了一篇很漂亮的文章叫《中国先睡后醒论》，似乎在回应西方的批评，认为中国终究会醒来。不过，他没说中国现在是睡狮，醒来后是雄狮。在“睡狮”这个民族意象的建构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人仍然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清议报》发表《动物谈》一文，将中国形容为一个状似狮子的机器怪物，说它就是曾纪泽所说的睡狮。梁启超可能记错了，硬生生将“睡狮”这个说法归于曾纪泽名下。梁启超并不是欣喜于中国的潜力，而是担心中国再不醒来就将万劫不复。甲午战争后，各项改革在进行，但梁启超非常悲观，觉得国家并无起色。在他笔下，“睡狮”其实是负面形象，跟今天的“睡狮”含义不同。
有趣的是，“睡狮”曾经牵涉满汉斗争。清末有人就用“睡狮”来形容汉人，说汉人本是雄狮，只是被异族奴役后睡着了。“睡狮”的说法现在很受中国人欢迎，但起初很多知识分子并不喜欢它。胡适宁愿把中国比作“睡美人”，清醒之后倾国倾城。胡适认为，中国文化应以软实力令世界倾心。然而，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睡狮”很对备受欺凌者的胃口。
来源：知道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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