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鼓是谁发明的作品（拨浪鼓的历史）

百科问答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拨浪鼓是谁发明的作品的知识，希望对于各位朋友学习拨浪鼓的历史的过程中有帮助。

文章目录：

• 1、布郎鼓是哪个朝代发明的？
• 2、拨浪鼓怎么做手工制作
• 3、是谁发明的那种牛皮大鼓?
• 4、古人传递信息的资料
• 5、奥运会有几个吉祥物？分别是什么？谁创造的？
• 6、哪时候发明了波浪鼓?

布郎鼓是哪个朝代发明的？

拨浪鼓是我国传统、古老的乐器和玩具，出现于战国时期。拨浪鼓的主体是一面小鼓，两侧缀有两枚弹丸，鼓下有柄，转动鼓柄弹丸甩动击鼓发声。鼓身可以是木的也可以是竹的，还有泥的、硬纸的；鼓面用羊皮、牛皮、蛇皮或纸制成，其中以木身羊皮面的拨浪鼓最为典型。 早期的拨浪鼓是乐器而非玩具。拨浪鼓并不是某一个地方所特有的，我国各地、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过拨浪鼓。拨浪鼓流行于甘肃省卓尼，云南省中甸、维西、丽江，四川省盐源和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拨浪鼓在世界各地分布很广，五大洲都有。

【拨浪鼓的起源】

历史悠久说起拨浪鼓的产生，它的历史很悠久。拨浪鼓的产生在鼓之后，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中，就曾经发现过疑为鼓的器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座建鼓，底座上插有一根立柱，柱的中央是鼓，鼓身长形，木制，类似今天的腰鼓。这件建鼓的形态绝似一只巨大的拨浪鼓，只是未装双耳。战国时期，还有一种“架鼓”，鼓身极扁，两面蒙鼓皮，鼓皮用两排互相交错排列的鼓钉固定，类似现代“大鼓书”说唱艺人所用的鼓。鼓身由三只金属环拴挂在鼓架上。鼓架以髹漆木雕工艺完成，双凤背向共挑鼓身，底座是背向的双虎。这些鼓的出现，为拨浪鼓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最早的拨浪鼓被称作“鼗”（táo）。战国时期产生的鼗作为打击乐器，依靠摇动时双耳自击发声，发声的节奏轻重、音律高低、声音大小都不容易控制，不能圆满准确的完成复杂的鼓点。

【史书记载】《诗经·有瞽》记载中“鞉、磬、柷、圄。”其中的“鞉”（táo）即鼗。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而摇之，则旁耳还自击。

发展至宋代的拨浪鼓已经在三个领域出现，一是礼乐之用；二是商业之用；三是儿童 玩具。历代礼乐中都有鼗，宋代当然也不例外。商业之用则是指“货郎鼓”，民间货郎一般是持拨浪鼓招徕顾客的。与此同时，拨浪鼓也成为深受儿童喜爱的玩具。在南宋李嵩的《货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画中的拨浪鼓，造型颇为考究，鼓柄做成葫芦把，鼓形如罐，双耳较特殊，类似皮条，持柄摇之，皮条抽打鼓面发声。还有“四层拨浪鼓”由四个由小渐大的小鼓，逐个叠摞在一起，相间转向90度。每个鼓各有弹丸做的双耳，鼓下设光滑精致的手柄。根据此图，现在的人们复制了这种货郎鼓，摇之发声，高低错落，叮咚悦耳。

南宋苏汉臣所作《五瑞图》更有精彩的拨浪鼓可观。五童子或戴面具、或涂面，聚集行大傩舞，其中一人双手各持一件拨浪鼓。右手持鼓举至额头左指；左手持鼓自胸前右指。两只拨浪鼓相同，都是两层鼓。上面的小鼓扁而圆，下面的鼓长而类似腰鼓。鼓面彩绘花纹；长鼓的鼓身铜镶小花，精致美观的程度为前所未有。【拨浪鼓的别称】拨浪鼓是棰击膜鸣乐器，藏族、纳西族、蒙古族、满族、汉族等民族皆有。而各个地区亦有不同称呼，所以拨浪鼓的别称可谓丰富多彩。 拨浪鼓古称鼗、鼗鼓、鞉鼓。藏语称达玛如、达克、绕鲁、热巴穷格阿和卓尼鼓。纳西族称为东巴鼓、手摇鼓。汉族又称小鼓、货郎鼓、波浪鼓、播郎鼓、博浪鼓、江南有些地区又称摇咕咚。

其实，拨浪鼓诸多名称，大多因写法不同而来，虽说写法不同，取字不一，但发音多很近似。但还是“拨浪鼓”这个名称最得人心。【拨浪鼓的用途】拨浪鼓有三大主要用途：一是礼乐之用，二是商业之用，三是儿童玩具。

【礼乐之用】拨浪鼓古代称之为“鼗”。鼗本是一种古乐器，多用于历代宫廷雅乐，在演礼仪式中属常用乐器。《书经·益稷》上说：“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证明鼗经常与鼓、柷、敔等礼乐一起演奏。《书经》注释中又说：“鼗属堂下之乐”，即在乐曲后半部演奏。《周礼·春宫·小师》上说：“掌教鼓、鼗、柷、敔、箫、管、弦、歌”。可见拨浪鼓与箫管弦等乐器具有同等并列的地位。

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流传的卓尼鼓，形制与藏族各地常见的柄鼓相同，只不用钩形鼓棰演奏，是一种形制较大的拨浪鼓。卓尼鼓有大小两种。两鼓的鼓面均绘有藏族风格的彩色图案装饰，鼓腔两侧装有金属小环，环上系有用皮革包 制 而成的鼓坠。演奏时，转动鼓柄，使鼓坠左右敲击鼓面发音，音响洪亮。多用于藏族民间舞蹈伴奏。

云南省滇西北纳西族、藏族地区流传的拨浪鼓，多用核桃木制成，鼓腔扁圆形，鼓面直径20厘米、鼓腔厚12厘米，鼓框两侧系以细绳，绳端各拴一个小木片。鼓柄长46厘米。在云南省博物馆藏有一面长柄拨浪鼓。鼓面直径22.5厘米，鼓柄竟长93.5厘米。演奏时，两手转动鼓柄，鼓两侧小木片敲击鼓心发音。多用于纳西族东巴教跳神等场合。

在鲁西南的嘉祥县，曾流行一种串鼓，是将多面大小不同的小鼓串于一根鼓柄上，用于演奏传统祭祀套曲拜鼓曲。

【商业之用】鼗流入民间后，失去了礼乐的功用，演化为民间音响器具。古代的货郎也常常摇动着拨浪鼓招徕顾客。南宋李嵩《货郎图》中货郎的手里就拿着一具颇为考究的拨浪鼓。在他的担子上挂满了各种儿童玩具和小百货，后面的货架上还斜挂着一个特殊的拨浪鼓，由四个逐渐增大的小鼓叠在一起，相间转向9 0度，四个小鼓上各有双耳弹丸，鼓下设光滑适握的手柄。这件精致的拨浪鼓挂在货架上，与其它玩具在一起，想必是待出售的货物。一般地说拨浪鼓的鼓面越大所发出的声音越低沉，鼓面越小声音越高，这里的四面小鼓由小渐大，大小不同，摇动时一定会发出高低错落的音响，设计得非常巧妙。通过这只拨浪鼓可以看出南宋时拨浪鼓做为民间玩具已十分流行，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便是由货郎拿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超市”，义乌人将之称为“拨浪鼓文化”。

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当地农民从事“鸡毛换糖”的行业。货郎的糖担由两个箩筐、两个山货盒、一个拨浪鼓、一根扁担构成，箩筐用来装鸡鸭毛等物品，盒子里装着红糖制成的糖饼和生姜糖粒，是货郎进行交换的资本 。后来，糖担里的货色慢慢增多，有了各种生活必备的小商品，货郎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以清脆而富有节奏的鼓声招徕顾客。义乌人认为，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催生了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北京人则认为，拨浪鼓是他们的宝贝，他们珍爱拨浪鼓就如同珍爱天坛。很多反映老北京市井民俗的书中都有关于拨浪鼓的描述。如《燕京风土录》，其中一篇《打小鼓》这样写道：打小鼓就是收旧货的。这种名称的由来，大约是因为他们出来做买卖的时候，手里拿着一面小鼓。打小鼓的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打硬鼓的；一种是打软鼓的。打硬鼓的本钱比较大，同各个古玩铺都有相当的往来，他们自己也开着小旧货铺。打软鼓的正与打硬鼓的相反，他们专到穷人的家里、小的胡同里去收买破旧无用的东西。

【儿童玩具】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拨浪鼓主要用途便是儿童玩具了。

拨浪鼓这种玩具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主要它的音响效果与娱乐效果共同发挥了作用。如同叫卖者的吆喝声要有腔有调一样，拨浪鼓可奏出富于变化的响动，能吸引注意力；造型特点又增强了观赏性，即使是货郎手上实用性的拨浪鼓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娱乐色彩，在招徕顾客时总能体现着欢快、轻松与优美的气质。

现代工业玩具中已停止了拨浪鼓的生产，原因是双耳弹丸如玻璃珠、酸枣核等物极容易被儿童吞食，给孩子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但是，在广大农村拨浪鼓仍很有市场，不同材料、不同式样的拨浪鼓仍在不断制作。

拨浪鼓怎么做手工制作

准备材料：水彩，木棍，胶带，绳子，小木串珠，能相扣的圆盒(硬纸壳做)。

步骤：

1. 先在圆盒两边画上天马行空的图案。

2.把绳子穿好串珠(涂颜色)分别串在圆盒两侧。

3. 木棍穿过圆盒底部，用胶带固定好底部和顶部，再将圆盒用胶带封好，就完成了。

拨浪鼓历史：

拨浪鼓是我国传统玩具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古老乐器。在长久的历史中，拨浪鼓不仅仅是作为儿童幼年时产生乐趣的玩具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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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代，拨浪鼓就已经被用于宫廷内奏乐，随后才逐渐融入民间劳动者之中，从功能上增加了一项娱乐功能。在经历宋代发展之后，拨浪鼓所具有的娱乐功能越发显著。

拨浪鼓的设计：

从古至今，拨浪鼓在中国拥有漫长的发展史，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其作为民间的传统玩具，受到民众的普遍喜爱。

拨浪鼓本身就有很多功能，其是中华民族历代劳动者的创作结晶。其结构简单，图案新颖，真正实现了创造力和传统工艺的融合。

实用功能：

它可以作为儿童的玩具。实践表明，如果婴儿啼哭时，母亲拿着拨浪鼓在孩子面前转动，让其发出声响，孩子很容易将注意力转到拨浪鼓上，从而停止哭闹。所以，自古以来，拨浪鼓就是母亲和儿童玩耍的重要器具。

它还可以作为礼乐之用。历史证明，最早拨浪鼓是用于宫廷演奏雅乐的，它也是贵族官员出行过程中必备的乐器之一。

最后一个商业之用，指的是货郎在售卖商品时往往转动拨浪鼓，让其发出声响，从而来招揽顾客并减少街道噪声。

是谁发明的那种牛皮大鼓?

谁最先用牛皮作为大鼓的鼓皮具体已不可考。

鼓是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按《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在很早的传说中，“伊耆氏”之时就已有“土鼓”，即陶土作成的鼓。由于鼓有良好的共鸣作用，声音激越雄壮而传声很远，所以很早就被华夏祖先作为军队上助威之用。相传黄帝征服蚩尤的涿鹿之战中，“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

上古时代的战鼓，皆由鳄鱼皮制成，而鼓皮选用鳄鱼皮，是取鳄鱼的凶猛习性以壮鼓声。到了周代，据《周礼·地官司徒》之载，已专门设置了“鼓人”来管理鼓制、击鼓等事。鼓人所管理的有各种用途的鼓，如祭祀用的雷鼓、灵鼓、乐队中的晋鼓等。其中，专门用于军事的叫“汾（音）鼓”，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长八尺，鼓面四尺，两面蒙革的大鼓。此外，路鼓、晋鼓、等也用于军旅，这些鼓以后发展为各种规格的战鼓，在军事上得到普遍地运用。

在远古时期，鼓被尊奉为通天的神器，主要是作为祭祀的器具。在狩猎征战活动中，鼓都被广泛地应用。鼓作为乐器是从周代开始。周代有八音，鼓是群音的首领，古文献所谓“鼓琴瑟”，就是琴瑟开弹之前，先有鼓声作为引导。鼓的文化内涵博大而精深，雄壮的鼓声紧紧伴随着人类，远古的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俗可以是民间的欢庆锣鼓，雅可以进入庙堂祭祀和宫廷宴集。从原始的陶鼓、土鼓、皮鼓、铜鼓，一直发展到种类繁多的现代鼓，鼓是最为人们喜爱和广泛应用的乐器之一。有观点认为，最早的鼓应该是由远古的先民使用的，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所演化而来，出土的陶鼓证明了，早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陶鼓的制造。陶鼓又称土鼓，是用陶土烧制成鼓框，再蒙上动物的皮革做成的。在我国以瓦为框制造陶鼓的传统，沿袭了很久。鼗鼓（即“拨浪鼓”）是从西北边远地区传入中原，腰鼓是由西域传入我国，在唐代广为流行，唐代的腰鼓除了木质材料以外，也有以陶瓷作为鼓材的。

鼓的出现比较早，从如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来看，可以确定鼓大约有4500年的历史（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大墓出土的土鼓为例）。 在古代，鼓不仅用于祭祀、乐舞，它还用于打击敌人、驱除猛兽，并且是报时、报警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民族乐队、各种戏剧、曲艺、歌舞、赛船舞狮、喜庆集会、劳动竞赛等都离不开鼓类乐器。 鼓的结构比较简单，是由鼓皮和鼓身两部分组成。鼓皮是鼓的发音体，通常是用动物的皮革蒙在鼓框上，经过敲击或拍打使之振动而发声的。中国鼓类乐器的品种非常多，其中有腰鼓、大鼓、同鼓、花盆鼓等。

古人传递信息的资料

古人传递信息的方法大约有以下几种：

[1]羽檄：插有羽毛的书信多用于战事紧急。

[2]鸡毛信：一般用于民间。

[3]羽书：用于征调军队。

[4]信鸽传书[所说的飞鸽传书]

[5]快马传书。

[6]传竹筒：官家，民间都用，类似现在的信封。

[7]急脚递：用于传递紧急军事情报之用，俗称“传金牌”。

[8] 烽火/狼烟等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传递方式

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杨海军 2007年3月8日

]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二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电影、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参考资料：

奥运会有几个吉祥物？分别是什么？谁创造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由五个拟人化的娃娃形象组成，统称“福娃”，分别叫“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五个名字的读音组成谐音“北京欢迎您”。

贝贝化身为鱼儿在无边的大海中游弋，晶晶扮作憨态可亲的熊猫在茂密的森林中玩耍，迎迎犹如藏羚羊在广阔的草原上奔跑，妮妮似轻盈的京燕欢快地在天空中低唱。他们簇拥在象征着古奥林匹亚赫拉神庙的奥林匹克圣火――欢欢身旁，用他们各自的名字组成了谐音“北京欢迎您”的铿锵话语，向全世界小朋友、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长发出了邀请。

吉祥物是奥运会大家庭的“新贵”。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能够为这曲永不休止的奥林匹克乐章增添怎样的音符？

与奥运会百年历史相比，吉祥物只是奥运会大家庭的新成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一只叫做瓦尔迪的小狗作为吉祥物首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此后，吉祥物成为多届奥运会的核心形象之一，是传达奥林匹克精神和该届奥运会理念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届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广泛出现在奥运会各个领域，加之形象可爱、性格鲜明，深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喜爱，成为历届奥运会最深入人心的形象。

从最近几届奥运会等世界大型赛事对吉祥物的选择来看，呈现出从直接选择动物形象到以此为原型进行再创作的设计趋势，还有完全进行全新演绎创造新形象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择了他们所特有的三种奇异动物--针鼹鼠、笑翠鸟、鸭嘴兽的变形形象为吉祥物，分别代表了大地、水与空气。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雅典娜和费沃斯两个依据古希腊神话创造出的吉祥物，以其浓郁的希腊文化特色和可爱的造型，赢得了满堂喝彩，成为雅典奥运会上最“热销”的特殊商品。每一届奥运会都会根据举办国家的历史、文化，选择恰当的吉祥物。每个吉祥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都有富有活力的性格，体现了友谊和公平竞赛的奥林匹克理想。吉祥物将奥运会价值拟人化了，为其赋予实际的形体，这是当今奥运会标识系统中其他形象所无法比拟的。

全世界再一次关注中国，期待北京！为创作一个同样让全世界喜爱的吉祥物，2004年8月5日，北京奥组委正式向全球的专业设计机构和专业设计人员发出邀请，公开征集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设计。

征集活动得到了海内外的热烈响应。奥运会吉祥物能否从有效征集作品中产生？成为长时间萦绕在有关工作人员脑际中的问题。

2004年12月1日17时5时30分为最后截稿时刻。在此期间的近4个月时间内，负责征集工作的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成了最繁忙的地方，咨询电话、邮寄信件、电子邮件不断从北京、从全中国直至世界各个地方涌向这里。3000多件来信和业余设计稿，不计其数的咨询电话，让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格认证后，确认有效参赛作品662件。其中，中国大陆作品611件，港澳台作品12件，国外作品39件。

征集活动吸引了中国设计师的极大创作热情。中国大陆除两个省区外均有设计机构和人员参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人员也寄来了他们的倾情之作。许多国外设计师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设计师也送来了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公众十分熟悉的大熊猫、美猴王、藏羚羊和麋鹿等形象，也有许多表现力鲜明、风格独特的新造型。绝大多数作品既表现了中国特色，又吸收了奥运会吉祥物创作理念。

2004年12月15日，根据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设计评选规则，奥组委邀请国内外在艺术、文化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24位专家学者，依据吉祥物设计要求，对全部有效参赛作品进行了艺术评选。当天，在北京奥组委16层会议厅里，662件作品平放在桌面上――评委要从中选出10件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连环画漫画分会常务副会长、画家庞邦本回忆说，他们当时的选择挺难的，很多自已钟情、喜爱的形象，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相雷同的东西从而在未来的知识产权查重时遇到麻烦。由于吉祥物的特殊性，设计时还不得不为今后制作的材质、吉祥物动画片拍摄和广泛的市场开发工作预留空间。因此，初评时的要考虑的因素非常之多。

2004年12月17日，北京奥组委召开吉祥物推荐评选委员会工作会议。著名美术家靳尚谊、常沙娜等10名推荐评选委员会对进入推荐评选阶段的56件作品进行了审阅和评议。其中，50件作品由艺术评选委员会评选产生，6件作品由推荐评选委员会复议提名产生。在对入选作品进行充分的分析后，推荐评选委员会建议将熊猫、老虎、龙、孙悟空、拨浪鼓以及阿福6件作品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修改方向。

令修改小组举步维艰的是，每件都很难达到奥运会吉祥物的要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福娃浮出了水面。

尽管确定了修改方向，但能不能从这6件当中最终产生吉祥物？谁心里都没底。今年3月11日，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为组长的9人修改小组，集中到怀柔雁栖湖。他们的任务是拿出6件作品的修改方案。

修改小组马上进入了紧张工作。围绕着6件作品，翻来覆去地出了很多图形。500张一包的A4复印纸，一个上午就用光了。他们还翻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从不同角度对6件作品进行修改。但是，好玩的不好用，好用的又与以往雷同，怎么都觉得不合适。

当初，推荐评委会非常看好拨浪鼓。大家觉得它很能够起到营造气氛的作用，也很好玩。可是，拨浪鼓没有脚，缺乏运动的元素，在应用上有很大障碍。经过查重，还发现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次重大活动上，选用的吉祥物就是拨浪鼓。

老虎的形象不错，但作为单个吉祥物，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已经用过；熊猫是中外赞誉的一个形象，但由于用得太多，再创作的余地十分有限；孙悟空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形象，却也很难在造型上获得突破；中国龙的概念非常硬朗，但它有王权、皇族的特征，亲和力较差，在一些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不是很好。阿福大头娃由一堆圆乎乎的小泥人组成，也是没有脚，且表现的地域性概念很强。修改组还将6件作品做了组合，比如把熊猫、孙悟空和老虎放在一起，但形态和颜色搭配都不十分好看。

修改过程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专家们都感觉到，单独的一件作品不足以满足设计上要求吉祥物具有综合含义的需要。修改工作陷入了困境。国内各地方由政府支持的“申吉”活动更让修改小组成员感到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

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在此情况下，一边安慰、鼓励大家，一边提出了可以突破6件作品的框框，大胆尝试重新设计。

这一思路启发了修改组成员，他们重新看了一遍入围作品，发现一件由5个动物组成的作品，在概念上有可取之处。于是，围绕着“五”，大家展开了畅想。奥运有五环，中国有五行，世界有五洲，方位有五位，“五福临门”、“五子登科”等等，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与“五”相关的讲究。

也就是在这天――2005年3月22日，五个一组的吉祥物创作思路初定下来。中国福娃有了雏形。

韩美林的画室中，几乎全是吉祥物的图形。数个吉祥物造型展开了角逐，最后，京燕超过了龙。

在短暂的欢喜过后，大家移师到位于通州区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

什么形象能够入选到“五”中呢？这真是众口难调，有的要羚羊，有的要猴子，有的要四川熊猫，还有想把麋鹿、白鳍豚、龙等加入其中的。奥运会吉祥物历史上没有五个的，即使有五个也容不下人们这么多的希望。选谁更好成了一道难解的题。

韩美林回忆说：“我想，中国的大头娃娃不是挺好的么，帽子不也是挺好的？就把帽子和吉祥物联系在一起吧，这样，既可以戴老虎帽，也可以熊猫帽。后来，我们就在这方面做文章，勾了一个初稿。五个娃娃就出来了。它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融入中国彩陶的水纹、青铜文化等，火是用了敦煌壁画的图形”。韩美林对此记忆非常深刻。他说，那天早晨他洗了个凉水澡，一天内吃了两次救心丸，就是要大干一场，拿出创意来。

那些日子，大家一会儿激烈讨论，甚至争吵；一会儿陷入沉默，伏案工作。图形的每一个部位，都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尽可能多地加入中国文化元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面设计系副主任吴冠英说，当时四处找的资料，用普通书包装了70多包，足足塞满了一辆面包车。为找资料，十来天中他从海淀到通州就跑了50多趟。

经历三个月，画了上万张，修改了六七十次，2005年4月5日，五个造型基本定型。奥组委领导看到这个作品时说，我们见到了曙光。随着这句话，修改组成员长期悬着的心像一颗石头落了地。这是大家的功劳，这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韩美林说，修改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如果没有662件入围作品，没有6件作品的修改经历，福娃就也很难出世。

4月29日，北京奥组委第53次执委会对吉祥物修改方案进行了审定，认为，“中国娃”(圣火、熊猫、鱼、藏羚羊、龙)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选用一组具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形象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可以满足各界对吉祥物的期待。“五.一”期间，韩美林根据执委会精神和各界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中国娃”方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考虑到龙的形象在西方存在分歧这一情况，提出了以北京传统风筝“京燕”造型代替“龙”造型的修改方案。在表现手法上，将申奥会徽毛笔的笔触和奥运会会徽中国印的风格相结合，大胆地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手绘技法，重新勾画了五个娃娃的形象，突出了吉祥物生动活泼的性格特质，在整体形象的艺术表现方面又有了重大突破。至此，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基本形象定位基本完成。

北京奥组委的老朋友、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选择了8月18日。他深知，这是中国人认为吉祥的日子，他赶在这一天向北京奥组委发出了吉祥物确认函。

6月9日，北京奥组委第54次执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吉祥物方案，给这一组吉祥物确定了一个总的名称：中国福娃。

8月1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工作组听取北京奥组委关于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设计工作的汇报。8月18日，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来函确认，国际奥委会同意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设计方案。至此，吉祥物设计方案有了正式“户口”。

因为吉祥物是奥运会的核心形象，也是一届奥运会形象景观元素当中的核心元素，还是具有巨大商业开发价值的形象。所以必须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工作。这种保护除了在国内完成，还要在国际奥委会的协助下，在海外尤其是几个主要国家一一进行注册登记和实施法律保护措施。在前期的审定过程当中，北京奥组委进行了大量的工商登记和法律查询工作。这项工作在10月底顺利完成了。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有创新，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并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

在吉祥物整个创作修改过程中，北京奥组委并不是闭门造车。为了解少年儿童对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候选方案的认知度和喜爱程度，4月22日，北京奥组委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北京育才小学49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和北京幸福时光幼儿园22名幼儿园中大班小朋友进行了访问和测试。结果显示，98%的儿童认为5个娃娃非常可爱，认为它们是好朋友或一家人。不少儿童甚至给他们起了名字，有的当即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他们？”

几天后，北京奥组委又组织召开吉祥物评议工作会议，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市人大、市政协、民主党派人士、奥运研究专家以及运动员代表、设计界代表等各界人士，对吉祥物候选作品进行评议。评议代表对吉祥物设计征集的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组织严密，操作合理，保密的同时注重听取各方意见。

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对吉祥物候选方案予以肯定，认为该组作品创意新颖、构思巧妙、造型生动、与众不同，选择一组形象而非单一形象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思路，满足了各界人士对北京奥运会的期待；候选方案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在创意和造型上比较完整，体现了中国风、民族情、现代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较往届奥运会有一定突破。

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实现了奥运会吉祥物设计的突破，也获得了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北京奥组委一位负责人认为，与历届奥运会吉祥物相比，中国福娃有几点创新和突破。首先，在设计思路上，第一次把动物和人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福娃第一次把人本身和动物结合起来，强调人文奥运的理念，突出以人为本。

其次，在设计理念上第一次把奥运的元素直接融入吉祥物身上。因为每届奥运吉祥物都要展现奥林匹克精神，而我们直接把奥运元素引用了，比如火娃，来源于奥运圣火。

第三个突破是在吉祥物设计应用上，突出了延展使用上的个性化。吉祥物由两部分组成，头饰和身体，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但是头饰部分完全可以拿下来，单独开发生产。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帽子”戴在头上，把自己装扮成吉祥物。这种应用是过去没有的，人与吉祥物的互动性增强了。

最后，北京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将吉祥物变成五个，是最多的一次。这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表达的东西太多。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孙立军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有几个特点，一是它的造型来自生活，来自百姓。它必须可爱，小到学龄前的孩子，大到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都要喜欢。第二是要有中国特色。三是要适合做各种各样的衍生出的东西，能做动画片，能做玩具，可以造型，可以活动，在大型场面可以运用。另外，每一个中国人都爱吉祥，吉祥物更应该代表中国人的心气，不同层面的老百姓都喜欢。

662件有效作品，每一件都是一根细线，而五个一组的中国福娃产生，是千百条细线拧成的一股绳。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韩美林说，尽管评委们定下了6个作品的修改方向，但修改小组一直很留意入围作品乃至全部662件有效作品的创作思路，从中吸取精华。他们虽认为单个熊猫、老虎、猴子的创意恐怕很难有好的结果，但作为修改方向的内容，仍是反复地研究修改。在这个过程中，作品图案的线条，颜色，本身蕴涵的中国文化的元素。最终为他们创作中国福娃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在对拨浪鼓做修改创作时，韩美林把想法告诉了几个好友。不几天，韩美林一下子收集到了200多个拨浪鼓，差不多集中国民间各种拨浪鼓大全。

靳尚宜、常沙娜等美术艺术界专家，不仅尽到了作为推荐评选委员会委员所应尽到的责任，而且，不顾年龄大和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等因素，只要北京奥组委有求，他们必应。奥组委召开评委会，他们都是早早赶到会场。在吉祥物修改过程中，很多老艺术家都亲自参与作品的修改，提出很有新意的思路和意见。

一位有效作品的作者，在送交了自己的作品后，多次写信给有关方面表明，他并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能否被选中，不过，因为创作吉祥物，在对这一领域一直进行着研究、探讨，他希望能够与有关方面分享研究成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诞生作贡献。

从奥运五环到应用五环的色彩，从中国福娃的雏形到最终定稿，不仅经过几十位专家反反复复的论证，社会各界包括少年儿童也参与其中。吉祥物融入了方方面面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心血和智慧，各有关部门也为吉祥物的征集、评选、发布、生产、宣传作了大量工作。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产生的过程表明，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

五个奥运小精灵，承载着中国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诞生于世。他们组成了一个欢快幸福的小团队，把激情与欢乐、健康与智慧、好运与繁荣带往世界各地。中国福娃的理念与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密切相连，他们是和平的信使，代表亿万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热情邀请――北京欢迎您。

哪时候发明了波浪鼓?

拨浪鼓是我国传统、古老的乐器和玩具，出现于战国时期。 1978年在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座建鼓，底座上插有一根立柱，柱的中央是鼓，鼓身长形，木制，类似今天的腰鼓。这件建鼓的形态绝似一只巨大的拨浪鼓，只是未装双耳。战国时期，还有一种“架鼓”，鼓身极扁，两面蒙鼓皮，鼓皮用两排互相交错排列的鼓钉固定，类似现代“大鼓书”说唱艺人所用的鼓。鼓身由三只金属环拴挂在鼓架上。鼓架以髹漆木雕工艺完成，双凤背向共挑鼓身，底座是背向的双虎。这些鼓的出现，为拨浪鼓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最早的拨浪鼓被称作“鼗”（táo）。战国时期产生的鼗作为打击乐器，依靠摇动时双耳自击发声，发声的节奏轻重、音律高低、声音大小都不容易控制，不能圆满准确的完成复杂的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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